关于“佛教文化”内涵问题的一点探讨

杨笑天

内容提要：赵朴初等老一辈佛教家生前都提到并阐释了“佛教文化”的观念，但那个时代的阐释是有那个时代的不得已的局限性的。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文化的意义和作用已经得到了更加深刻和深入的认识和诠释，因此，我们后辈之人也必须与时俱进地对“佛教文化”的意义和作用做出适合时代的、更加深刻和深入诠释，使“佛教文化”能为我们时代的社会做出尽可能大的贡献——亦即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政治的长治久安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关键词：佛教文化、文化

作者简介：1961年生，日本佛教大学文学博士，现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一、引言——应该重新考虑“佛教文化”的内涵问题

真禅法师的《玉佛丈室集》中，有《佛教与文化——对信众的一次讲话》一篇，比较系统地阐明了法师自己对“佛教文化”的看法。

该文章分三大部分：一、什么是佛教？二、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三、我们应该怎样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文化？第三部分中，主张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文化，认为“我们今天弘传佛教……主要还是要继承和发扬佛教文化，要撰写佛学著作，整理佛教经典，发挥佛教义理，特别是要发扬佛教义理中积极的部分，为我们今天四个现代化服务。”

这第三部分所表达的主要观点，与赵朴初老居士在一些场合所作的关于佛教文化的详细阐释是相契合的，可见这样的观点在老一辈佛教家那里，是有深刻共识的。赵朴老甚至曾经进一步断言：

我们还认为，佛法博大精深，佛教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世界观，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认识论，无我利他、普渡众生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三学并重、止观双修的修养方法，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奉献精神以及佛教在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内所积累的丰硕成果，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特殊的积极作用，将在今后不断发展的东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放射异彩。（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93年10月15日)

赵朴老发表如上观点十年后，即2003年9月24日，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所发表的讲话中明确表示：

中国佛教协会要号召和带领佛教界中的有识之士，进一步发掘佛教文化内涵，整理和研究佛教文化遗产，弘扬佛教文化的精华，对佛教教义作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解释……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促进佛教在中国社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更好地服务社会，造福人群，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国务院副总理 回良玉——2003年9月24日）

回良玉副总理如上的讲话精神与赵朴老和真禅法师对佛教文化未来的展望和期待可以说是如合符契。不由我们不由衷赞叹佛教前辈们的远见卓识！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真禅法师和赵朴老在世的时代，人们对“文化”二字的认识和理解尚且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因此，不仅对“佛教文化”的概念产生过一些争论，更重要的是，对“佛教文化”的概念所可能揭示出来的更加深远的寓意，毕竟还无法认识和预见。

但是，时代的发展是迅猛的！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不断加速、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WTO的加入和与国际社会的全面接轨，中国社会内部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改革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即将更上一层楼的关键时期！

当此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之际，在东西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之下，在发达国家的经济、科技等优势的强大反差面前，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已经空前深刻地认识到了“文化”深远意义，对文化问题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所以，当此之际，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地从一个新时期的视角重新考虑“佛教文化”概念的内涵。只有当我们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与时俱进地推向深入，使佛教文化能够对新时代的呼唤作出有力的回应，才能不负赵朴老、真禅法师等佛教前辈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二、对于文化的反思

自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中西方文明遭遇而较量，中国处于明显劣势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便认识到了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开始深入学习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1]

但这个学习和反思的道路是混乱的，痛苦的，充斥了种种肤浅、迷茫和错谬的，并且还往往因为社会动荡不安而变得艰难曲折，甚至遭遇时时的停顿。

然而，当东方巨人遭遇迷茫、停顿和艰难曲折的时候，西方世界也遭遇了文化发展瓶颈的自我突破问题，也变得日益关注文化问题，并进行深入的反思。因此，当时代的浪潮再次涌开了中国国门，当我们再次开始重新审视文化问题的时候，忽然发现东方和西方，在对文化这个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上，恰好正在殊途同归。这个课题依然鲜活，充满了世界潮流的浓重气息和民族生命的蓬勃跃动。

西方文明遵循重理性的传统，经过多年不停顿的研究和反思，关于文化的问题，已经逐渐条清缕析，产生了众多研究成果，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结晶就是由劳伦斯•哈里森和塞缪尔•亨廷顿共同主编的著名论集《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正如亨廷顿在此书的《前言——文化的作用》中所叙述的，此书的问世，是为了探讨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两句关于文化的名言：“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此书就是针对这一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它“要回答的问题是：文化因素对经济和政治发展能影响到何种程度？如果确有影响，又该如何消除或改变文化对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障碍，以促进进步？”[2]

为了规范研究的成效，课题组对所讨论的名词的含义进行了界定：“‘人类进步’是指走向经济发展和物质福利、社会与经济公正及政治民主。而‘文化’一词，在不同的学科中和不同的背景之下，自然有着多重的含义。它常常用来指一个社会的知识、音乐、艺术和文学成品，即社会的‘高文化’。 有些人类学家，尤其是克利福德•格尔茨，强调文化具有“深厚意蕴”，用它来指一个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包括它的价值观、习俗、象征、体制及人际关系等等。然而，在本书中，我们关心的是文化如何影响社会发展；文化若是无所不包，就什么也说明不了。因此，我们是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含义，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3]

此书的各篇研究成果，汇集为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文化因素（主要指文化价值观和态度）确实影响各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它有时促进这一进步，有时又阻碍这一进步。而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决策可以促进文化的变革，使文化，因而也就是使社会免于沉沦。

参加以上研究的学者主要是西方（欧洲、北美）学者，但也有来自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学者。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来自非洲喀麦隆的学者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即：“文化为体制之母”（119页），被认为是此论集的点睛之笔。

这些世界各国的学者之所以走到一起，共同研究文化问题，是因为他们面临一个共同的现实——发达的不均衡。即，西方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均衡，拉丁美洲各国社会发展缓慢甚至时而倒退，非洲各国社会发展普遍地停滞不前。于是他们认识到了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文化，而且是文化的最核心的部分——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总之，就是文化性的（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取向。

其实，我们的前人在反思文化问题的时候早就意识到了文化的三个层次：第一，物质层次（包括科学技术）；第二，物质、精神相互涉入交融的层次（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制度）；第三，精神层次（民族心理、文化境界）。[4]《文化的重要作用》的作者们所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属于第三个层次的问题。

笔者曾在今年十月在台北出席中国哲学会举办的“2005两岸‘宗教与社会’学术研讨会”时发表了一篇论文：《中国文化的瓶颈与出路——以佛教文化破解历史怪圈》。文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

人类社会能否稳定发展，人类生活能否长久幸福，取决于物质与精神相互交融（第二层次）的妥善与否；而物质与精神相互交融的妥善与否，则应当取决于民族精神（第三层次）的境界高低。民族精神的境界，一般来说，具体地由文化的境界来体现……

并进而尝试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即：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来说，精神文化境界的高低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精神文化境界的高低将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对其最基本的组成要素——人——的价值判断，并基于这一价值判断来进行社会制度的设计和社会利益的安排……

一个文化对人性本质的认识和把握，将决定该文化对“人的终极价值”的判定。唯有这个终极价值的判定，才能对该文化辐射范围内的人类的伦理道德构成强制性的约束，形成一个道德底线，并直接影响该人类社会的制度设计（政治）和利益安排（经济）。

笔者在写作如上论文时，尚未读到《文化的重要作用》这部书，但所表述的观点以及论文中的进一步论述和所提出的理论框架，与该书的观点和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因此，后来读到了《文化的重要作用》这本书，知道了这个课题和成果属于世界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最前沿的课题和研究成果，感到非常振奋，更增加了进一步从佛教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这方面课题的信心！

所以，今天在这里，想借此机会重新提出佛教文化内涵的问题，就是为了表达一个观点，即，我们今天研究佛教文化的问题，应该与时俱进地把所关注的重点，放到佛教的价值观、信念、态度、取向，特别是大乘佛教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取向上来，并进一步关注佛教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取向对于中国社会过去曾经产生过什么影响，现在正在产生什么影响，和未来将会如何对中国社会产生积极的、进步的影响的问题，以及如何挖掘佛教的最精粹的智慧和精神，如何以佛教中最积极最进步的精神和智慧，对未来的中国发挥最积极和最进步的影响。

惟其如此，佛教才能如赵朴老和真禅法师等佛教前辈所期望的那样“将在今后不断发展的东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放射异彩。”

三、结语

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着解决严峻的发展不平衡的“南北矛盾”的复杂问题，为此，人类需要开创一种崭新的文明。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它的成败将会给世界带来深远的影响[5]。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挑战，佛教有义务和责任奉献自己最卓越的文化精华，为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为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6]！这才应该是赵朴老、真禅法师等佛教前辈对佛教文化寄予了深切厚望的原因所在。

[1] 参见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文化概念及其他》（《稂莠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 塞缪尔-亨廷顿和劳伦斯-哈里森共同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p.3。（新华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

[3] 同上。又，笔者理解，其所谓“纯主观的角度”，实际上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角度。译者此处的用词似乎未必精准。

[4] 参见庞朴《文化概念及其他》（同前）。

[5] 参见西班牙《先锋报》2005年11月14日登载的文章《为什么中国不是龙》，中国《环球时报》2005年11月30日转载，名为《一个真实的中国》（第六版，汪析译）。

[6] 参见赵朴初《在韩中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汉城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词》（《法音》1996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