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保富法》一书，个人于数年前曾经走马看花的读过一次，觉得挺有道理；但随后未再注意，直到最近，有缘再读本书，此时内心则感受到汹涌澎湃前所未有的冲激力量，因此，希望每个人都应该详细的阅读这本宝书，否则，为自己、为家人奋斗了一辈子，结果落得是‘为谁辛苦为谁忙’，白忙了一场，甚至发生灾祸，这岂不是太冤枉了吗？

而这本书是聂云台先生在一九四二、三年写的，但为方便读者阅读，其中的上、中两篇和附录二，虽是用白话写的，仍需重新整理；下篇、书后及附录一，则是文言写的，所以需加翻译。聂先生编写此书，可说是用心良苦；将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融合历史的经验教训，编成这本震憾人心的好书，目的在提醒世人‘如何才能真正的保有财富’；避免重蹈贪财者的覆辙。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古人讲：‘富不过三代’；现在的人甭说是三代了，两代、一代都过不了，父子兄弟为钱反目成仇的新闻，不胜枚举；还不知有多少人在为钱身败名裂，或移送法办，实在是愚昧可怜啊！所以想要长久保住财富的朋友，希望您能认真的照着本书所说的方法去做，则必有惊人的效验。最后，诚恳的赠送大家几句话，那就是——

天妒英才尤忌财，为何钱财保不住；

聪明反彼聪明误，智者保富亦保福。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日王潮音写于台北

序一

从某个角度探究人生的遭遇，往后望是无尽的苦难，向前看又是一片的茫茫，不论是蒙昧无知，或者是智虑过人，都是声声无奈！也许有短暂的梦里欢乐，仍只是苦多乐少，过眼烟云。只要稍有思想，总得要想想办法——趋吉避凶，这也是人类的本能。

然而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谓‘命由我作，福自己求’，一切均凭自己的努力；不怨天、不尤人，都是自业自得啊！了解这种道理，不仅有助今生，而且还有益于无限的未来，不论是个人，或是群体，均蒙其利。

当前世人所追求者，莫非‘名利’，如果手段公平，无可厚非，问题出在，只知有自己个人的名利，常否定并伤害别人的正当名利；人人痛恨特权，却又不断地制造新特权，这就是全部世事纷乱的根源。道理极简单，但人们就是会健忘，需要举出更多血淋淋的事实，或许可以唤醒许多人的迷梦。在清代历史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中兴名将的阵营里，许多权倾朝野的人物，由于对财物的取舍，有宽有严，因此与后代子孙的昌达与否，有很大的相关；也就是权势愈大、聚敛愈多者，其子孙最衰败。这是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居士统计分析大批显要家世子孙的实际情况所得的结论。他在一九四二年撰成《保富法》一书，刊登上海申报，激发了读者的爱心，数日之间，收到助学献金四十余万银元，成为一时佳话。

《保富法》是根据极多的实例，证明不义之财越多，对后代的不良影响越大，因果报应不爽。而《了凡四训》则是根据个人资料，说明命运好坏，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两书所讲人事对象虽不相同，但是劝人主宰自己前途的宗旨则一，且更能互相扩大证明因果理论。为了增进大家的重视，我特再列述若干事例理由，请读者多多参考。惟有深信因果，行善积德，才是改造命运的最好途径。

（一）不论古今中外，帝王的权力之大，世人咸知，但只要他‘荒淫无道’，那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到了。末代皇帝的命运，连求活命的机会都不可得，实在可悲。明末崇祯皇帝自缢煤山之前还说：‘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真是自欺欺人，至死不悟啊！

（二）近代的著名人物为例：二次大战中的莫索里尼、希特勒、日本的东条等，他们权力极大，应该作很多有益人类的事，只因一念之差，不仅伤害了许多人，最后自己也落得身首异处。菲国前总统马可仕，聚敛财富若干亿万，权倾一时卧病异域时，境况凄凉，据报载其夫人当年的皮鞋即达数千双。而今四面楚歌，连律师费都付不起，需要公设律师免费协助。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崛起不过数年，下台后赃款被迫交出，现在流落在寺庙闭门思过，当年伙同贪污的权贵亲信，亦都纷纷下狱。

布什总统提名的国防部长，因过去记录不佳未获国会同意。美国众议院议长，亦因接受小贿被逼下台。日本自民党因股市丑闻发生政治风暴，多位阁员丢官，继任的宇野首相不到一月，因绯闻弄得焦头烂额。这些世界级的知名人物，也因为一念贪心，自导自演了最坏的命运。其报应之快，及身而至，不必等到二代、三代。

至于一般年龄较长人士，不妨就你周遭所知情况，仔细观察分析，你将发现易经所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说乃是宇宙的真理，绝对的科学，不是浅薄之士所易了解的。因果之学，贯通三世，复杂万分，除了个人的果报之外，还有共同的业报，彼此交互影响，使整个人生形成一个业力网，需要同舟共济，绝难独善其身。

今天社会的不安，沉默多数同样是难辞其咎，绝对互有连带因果关系。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须去翻翻佛学大辞典，定会惊奇佛法真是无边，佛学是最完善又最圆满。本书所涉及的因果，只不过极少数理论中的一项原则，即能如此简便的解释命运问题，如能多去涉猎，收获当会更多。

（三）台湾很多人真聪明，很会赚钱，将投资变成投机。例如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地下投资公司的兴起，害惨了多少聪明人，投资公司，能够支付投资人比银行多几倍的利息，谁都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奇怪的是不相信的人还是很多，对各方的警告也充耳不闻，一直等到美梦破碎，投资人还要责怪政府取缔非法，忘记了自己才该负责，真令人啼笑皆非啊！如果任由此类恶因恶果继续扩大，不仅投资人的命运不会好，全体国人的命运都会受到影响。倘若这些人都信因果，用他们的‘财’‘智’作更理性的工作，其结果必定是正面而惊人的。

人生何去何从？命运是有是无？如何趋吉避凶？如何掌握命运？本书已有充分与肯定的答案，既有云台先生搜集的集体范例，更有读者们自己周遭的见证。剩下来就看自己的行动了。世人无不愿自己与子孙有好运，希望五世其昌，那就请仔细的、静心的来读本书，并起而行吧。说食不饱，道理再好，并不能救人；要改命运，还是靠自己理智的行动，具有‘良知’与‘人性’的理智行动！

傅益永一九九五年八月于台北时年八十又二

序二

抗战期间，余在上海租界地就读东吴大学，课余及周末，常面领舅父聂云台老居士教益。当时，上海社会崇尚华丽，奢侈成风。此《保富法》一书，乃舅父有感之作也。盖世人大都贪财，想尽办法权谋巧算以求富。而富者骄奢淫逸、悭贪自肥，却不知保富；贪财而不施舍，利己而不积德利人。殊不知天道亏盈而益谦；满招损，谦受益，过份的必受制裁，吃亏的必受补益。

近年来，台湾经济高度发展，社会繁荣，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已达七千七百四十美元。但相对而来的，却是贫富差距增大，生活奢侈淫靡，道德落后，治安恶化，绑票、勒索、盗窃、欺诈、杀人、劫财之案件，几乎无日无之。昔日为千万富翁，今日沦为狱中犯人者有之；昔日为商场名人，今日却因经济犯罪而四处逃避，甚或遭人谋害者亦有之。读《保富法》一书，即知此等人何其愚笨、短见、可怜！如因《保富法》之劝化，能觉悟出亏盈、益谦、因果报应之理，开启慧眼，放远见识，宽大心量，则此书不仅为保富法，亦为保福法矣！

一九九零年六月　卓贶来敬序于台北

序三

云台先生所著之《保富法》，字字皆从肺腑中流出。日前，黄君警顽，将此稿采登《申报》；而阅者在数日间，捐入‘申报读者助学金’，有四十七万五千余元之鉅款；可见此书劝化之力大矣。

昔太仓陆毅氏有言：‘造物忌才，尤忌财；两者兼而备之，而又非其定分之所固有，则立致奇祸。予尝目击之，而识其理之必然也。一巨公者，登第数年，遽开府，入为卿贰，才略经济，卓然有闻于时；令子继起，同列清华，尤为世俗艳羡。俄而，两孙夭，一子随之，巨公亦殁；半载之中，三代沦亡，斩焉绝后；独太夫人在堂，年九十余，如鸡窭老人，不复能言，滴泪而已。按公在朝时，岁遣人、走四方、索币赋，其词甚哀，有不忍道者。人以为不可却，多勉力以供，积而数之，殆不胜记；实亦无所祸福于人，不过借在山之势，故作乞怜之状，以主于必得，得之，而人莫怨，然后享之也安。此其为计甚巧，所谓才与财兼焉者；而不虞一朝弃之，不能挟纤毫从地下也。造物之鉴人也，为善者，欲其不令人知；为不善者，欲其令人知。为善不令人知，阴德是也，故食报必丰。今巨公之取财，使人不知其为恶，其事与种德者相反，而其意同出于阴，宜乎报之亦酷。虽苍苍者大难间，而举此，为巧于取财者之戒，亦一仕路前车也。’

设某巨公能用此书言之法，既积而复散之，必可化奇祸为鉅福。然近年来发横财者甚伙，他日必为某巨公之续，可无疑也。如欲保全之，非先读此书不可！夙植厚者，一读而即信，又能实行；夙孽深者，虽读而不信，即耳提面命，亦不能从，或且背道而驰焉。

盖以今世之人，大抵不知幽明之理，以为人死无鬼，一切皆已断灭；故生时所作之事，苟一时有利于己，虽有害于人，不顾也；即人所受之害，其损失过于己之利益，重大至千万倍，亦不顾也；所以欲富己而贫人，贵己而贱人，寿己而夭人，一切杀盗淫妄等十恶大罪，无不放胆为之。而不知寿算尽时，生前一切怨鬼，皆来索命，死后同至阎王处审判；生前所得之便宜、所作之黑暗事业，皆须一一偿还，或入地狱，或入饿鬼、畜生道中；其所得之业报，与生前所作之十恶，其轻重大小，如五雀六燕之铢两称也。世人大抵不知因果报应轮回之苦，尚作阮瞻、林蕴辈之无鬼论，亦大可怜矣！余叙此书，而略述因果轮回之事，以劝世人。质诸云台先生，以为何如？

一九四三年四四儿童节无锡丁福保敬叙。时年七十。

上篇

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作官，有的从商，都是炫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务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

不单是上海这样，在我湖面的家乡，也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其中文官多人，财产比较不多的，后人较好。就我所熟悉的来说，像曾、左、彭、李这几家，钱最少的，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门而闻名；李勇毅公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的后人，十年前，有在上海作官的。大概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的后人多数都是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廿万银两的；（多数是战事平定以后，继续统兵，可以缺额，才能发财；至于拥有五、六十万到百万银两财产的有三、四家，如郭家、席家、杨家等，都是后来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统领军务归来的人。金陵克复的时候，曾国藩因为湘军士气不振，所以全部遣散，剿捻匪的时候，改用淮军，所以湘军的老将，富有的非常少。）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

我家与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调零，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最显明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个房子，也未曾买过田地一亩。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就称为富家了。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文正公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而君子却是不为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的很详细，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这叫作表里如一，即是诚意、毋自欺，这是中国政治学的根本；如果无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是同一风格。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受益不小。所以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要钱，那么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人民就会受害不小了。

请看一看近数十年来的政治，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便知为人长官的廉洁与不廉洁，真是影响非常大啊！所以，《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关系着别人的利益、幸福很大；所以发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便能够使子孙有饭吃；所以拼命想发财。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积钱多的，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不肯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而且有兴旺的气象。平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看来，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作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作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使苏州人的子弟，在此中受教育，那么多数人都兴发显贵，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宫。他念念在利益群众，不愿自己一家独得好处。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他的儿子们曾经请他在京里购买花园宅第一所，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他却说：‘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的游园，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何必自己要有花园，才能享乐呢？’范先生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着布素衣服。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钱，也都作了布施救济之用；所以家用极为节俭，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照普通人的心理，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谁知道这才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单是四个儿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意思，舍财救济众人。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直到现在，已经是八百年了，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多数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分子。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想留饭给子孙吃，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他却是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人民。因为元太祖好杀，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自己生活非常的刻苦。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就发生了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获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作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钱，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他是反对英国，以致于引起了鸦片战争的伟人。他如果要发财，当时发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他认为鸦片贻害人民，非常的严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了鸦片两万箱。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以后攻陷了宁波、镇江。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国人谢罪谈和。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孙曾辈中尚有进士、举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看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鸦片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妆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会发这样的大财；当时的林文忠父，有财却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总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阔老很多，我所认识的，也可以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扬州鄙岳萧家，就认识这位富翁。（当时的这两家同是盐商领袖。）有一天，周翁到萧家，怒气勃勃的，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而周翁嫌他擅作主张，捐得太多，所以才发怒。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出个五百两救济，还不舍得。后来住在上海，有一天，谭组安先生与他同席，问他，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他说，没有别的法子，止是积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遗产有三千万元，子孙十房分了家，不过十几年，就已经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孙，略能作些好事，这一房就比较好，但也是遭遇种种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钱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来说，无论如何，每房子孙都有三百万，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若是问他如何败法？读者可尝试着闭目一想，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够明白，不用多说了。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不过心里悭贪，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反，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能够醒悟。（而本人所受的果报，若不是现世报，则旁人是不能见到的。）

再说一家，是上海十几年前的地皮大王陈某，家中的财产有四千万银元，兄弟两房，各分两千万。一九二五年，我到他家吃饭过一次，他住的房屋十分的华贵，门前有一对石狮子，是上海所少见的。他的客房，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陈列的铜鼎，都是三千年的古物。有一位客人，指着告诉我说：‘这一间房子里的铜器，要值银元一百五十万；中国的有名古铜器，有一半在此。’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的。原来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一切的人。而惟有道德名誉是钱办不到的，这些富人无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宝、房屋、器具上，争豪斗胜，博得一般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惟奉承。（骄奢两字是相连的，骄就是摆架子，奢就是闹阔。上海常看见的是大出丧，一日之间，花费一、二十万的银元，以为是荣耀；但是若要请他们出几千元帮助赈灾，就不大容易了。这是普通人多有的卑劣自私的心理，并非是单说某一家。这一位主人，当然也未能免俗。）在我看见他之后，不过才七年的时间，上海地价忽然惨落，加以投机的损失，以致于破产。陈家的古铜珍宝，房屋地产，一切的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主人也搬到内地家乡去了。

再说一个实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近日报纸上常有讥讽的评论：说他们生平，对于慈善事业，不肯多多帮助，并说他有遗产八万万银元。试一设想，财产八万万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来计算，每年也应该有一千六百万，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难民所中，有十万人，每人的粮食，以每个月两元计算，全年不过才两百余万元。到去年米贵的时候，难民所中的难民才不过一万几千人，每人的月费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万元，也还不过是他们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罢了。再说上海死在马路上的穷人，去年将近有两万多人，前年不过一万多人，再前年不过是几千人，就单说去年米贵，死人最多的时候，如果办几个庇寒所和施粥厂，养活这两、三万人，也不过一年花个五、六百万元就够了。这在他们来说，不过是九牛的一毛，然而这一毛，却是舍不得拔。如果能化几百万元，救几万个穷民；它自己家用，若是没有特别的挥霍，就是无论如何的阔绰，还是可以将一年所余的利息若干万来用作储蓄的。这样一来，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誉，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万的积蓄。这样的算盘，实在是通极了。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这一千六百万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银行帐上，归为己有，任意的挥霍。竟然没有想到这肉身是会死的，自己既无子女，结果财产全归了他人。几万万的财产，一旦变为空花，只是徒然的带了一身的罪业，往见阎王，而且又遗下了一片不美的口碑，留在这个社会。

他们也挂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药师经》上开宗明义，就详细的说明了悭贪不舍的罪过。经上说：‘有诸众生，不识善恶，惟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缺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得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终，生饿鬼界，或畜生道。’因为大富之人，钱财有余，自己也没有用处，明知道多数人将会饿死，却不肯施财救济。若是从道德上责备起来，这简直是间接的杀人。积钱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布施的，他所负的杀人罪就更重了。譬如见到一个极小的孩子，站在井边，快要落井了；有一个人在旁站着，全不开口，也不拉开这个小孩，而让他落井死了。我们一定会说，这个孩子算是被他杀死了一样。而富人见灾不救，正是一样。何况是大富如此，连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舍，那么马路上死的几千几万的饥民，岂不是要算他杀死的一样吗！杀死几千几万人的罪过，难道是用骄慢心，以信佛作为幌子，勉强化点挥霍不尽的小钱，作点专卖面子的善事，就以为自己已经是作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的罪过么？我想恐怕天地鬼神，决不会如此含糊的宽恕他。所以我说这一段事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分别真伪，打破心里的悭贪，切不可蹈积财不施的覆辙！

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一百万元，右手布施了一、二元，就称为是大慈善家。’由此可知这种行为，是世界的通病。

总而言之，保富的方法，必须要有智慧的眼光，也就是要有辽远的见识、与宏大的心量；以上所说范文正公等几位，就是属于此类。而其余不善于保富的人，普天之下滔滔皆是啊！他们不能使子孙长保富厚，止因为是自己的智慧不够；能见到一点，却遗漏了万端；止看见表面，而看不到内涵；简单点说，他们看历本，止看见初一，还不知道明天有初二，更不会晓得年底有除夕，但是像这等愚痴的人，虽然很多，而社会有慧根的人也不少，一经人点拔，即可觉悟，智慧的眼光忽然就会开朗了。

再讲到如何是智慧的作法，请细细玩味老子《道德经》上的两句话如下：‘既以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本篇文所叙述的范文正诸公的几个例子，就是这两句话的注脚。须知老子是世界最高哲学中的一个，（《道德经》与道士的道教全无干涉，不可误认老子即是道教。）他的政治、经济、军事学也都极为高明，他的人生哲学，是不能为时代所摇动的。老子学说的精义，有一句是：‘反者，道之动。’大意是要反转过来，就是翻然觉悟的动机；他的书，全部多半是说明这个道理。再引两句如下：‘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雄者，譬如是有钱有势，可以骄傲，乃人人所贪图的；惟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是要避免这样炫赫的气焰，极力的向平淡卑下的方面作去，免招他人的嫉恨。‘为天下溪’这句话是众人反而归服他的意思。‘白’者的意思，譬如作大官，享大名，体面荣华，别人羡慕，这也是人人所求之不得的。但是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要避免体面荣华，极力的韬光养晦退让谦虚，《中庸》说：‘衣锦尚絅，恶其文之着也。’譬如穿着锦绣的衣服，却要加上罩衫，不愿意使锦衣露到外面。这是表明了君子实修善义，不务虚名，以避免产生负面的影响，此种人更为社会所敬重。这些见解，都是与世俗之见相反的。换句话说，违背了情感欲望，以求合乎理智，这种话，多数人是不入耳的，或者以为这是讲天文学，不能懂。然而社会上也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当然是会赞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