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谈到丰子恺，总得要提一提广洽法师。〖《护生画集》五集合刊附言〗中，广洽法师写道：“子恺居士随顺众愿，提早完成护生画第五集，仍由衲办理募印出版事宜，此实法界之盛事，亦众生之福音，深可庆喜者也。”法师更提到说：“抑尤有可庆喜者：护生画原稿，除第四集及第五集原由衲保存外，其余第一、二、三集一向散佚世间，无法收集；数十年来兵燹频仍，存亡尤不可卜。岂知去岁忽逢胜缘，全部发见，并已收集，保存于星洲詹匐院。此次一至四集重刊，随第五集同时行世，皆依原稿制版者，此诚意外之美事，亦护生界之佳话，不可不为读者告慰者也。”显然，《护生画集》五集全部稿件曾经由广洽法师保管于新加坡詹匐院”。丰氏广为佛教徒及爱护动物者所熟悉之《护生画集》与广洽法师及新加坡确实因缘非浅。记得几年前在书城楼上某书局还曾惊喜发现一套当年旧版之《护生画集》全集，可惜袋无隔宿之粮，没有能力买下珍藏。

护生画集的绘画是有特殊因缘的，根据丰子恺自己在护生画集第三集序言中的说法：画集起源于弘一法师五十岁时（一九二九年）与丰子恺同住上海居士林，合作创作了护生画初集，共五十幅。由丰氏作画，弘一法师写诗。后来法师六十岁时（一九三九年）住福建泉州，丰氏避寇居广西宜山。又作了护生画续集，共六十幅，由宜山寄到泉州去请弘一法师书写。这时，法师从泉州来信嘱咐丰子恺：希望于“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丰子恺自思：“那时寇势凶恶，我流亡逃命，生死难卜，受法师这伟大的嘱咐，惶恐异常。心念即在承平之世，而法师住世百年，画第六集时我应当是八十二岁。我岂敢希望这样的长寿呢？”因此覆信给弘一法师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结果，五集护生画尚未完成，弘一法师已经圆寂，由作为学生及合作另一分子的丰子恺继续努力。这，是一个要用一生岁月、命光去实践的约定。少一分虔诚、少一分信守、少一分坚忍，我们今天都无缘见到完整五集的护生画。期间经历的种种人事沧桑、疾病衰老……等等困难都得一一克服。护持、协助出版者的尽力亦不可少。手捧护生画集，感觉捧着的是仍跳动着的、温热的，细腻的画家之心，以及所有参与者的热血流动，柔和而温暖。

护生画集的流行于世影响极广，对于现在海内外追随净空老法师的教诲而念佛、学佛的广大净宗学人来说，可能尤其具有意义：净空老法师毕生念念不忘的恩师李炳南老居士与此画集便有一番因缘。

在于凌波居士所作《雪庐老人李炳南》一文中记载了李炳南老居士吃素的因缘，正与《护生画集》有关：“民国十六年北伐期间，兵临莒城，县知事弃城走，城内秩序混乱，雪庐（按：即是李老居士）率警兵维持秩序，安定人心。十七年，悍匪刘桂堂部犯莒城，县长北去，雪庐联合机关及邑中士绅，组织临时县政委员会，抢救灾民，守城待援军。民国十九年，阎冯反蒋之中原大战，莒城被围，日遭炮击，民食殆尽，人命不保。雪庐在城中，偶阅及丰子恺《护生画集》，深感弭兵之本乃在戒杀护生，遂为苍生立誓，是难不死，决定终身茹素，未几莒城解围，乃实践誓言，自此不复肉食。”

除了护生画集，丰氏还有《画中有诗》等画集；事实上，丰子恺享有“中国漫画之父”的美名，他的作品朴实可爱，看似淡淡的几笔就将生活中一件平常人可能不注意的小镜头捕捉下来，趣味无穷，再三品味依然百看不厌。画里头感觉总是渗透着浓浓的，对生命的珍惜热爱和温馨情意。究竟这些让人感动、让人回味的画是如何画出来的呢？

丰子恺说：“无疑，这些画的本身是琐屑卑微，不足道的。只是有一句话可以告诉读者：我对于我的描画对象是“热爱”的，是“亲近”的，是深入“理解”的，是“设身处地”地体验的。画家倘能用这样的态度来对付更可爱的、更有价值的、更伟大的对象而创作绘画，我想他也许可以在生活中——尤其是在今日新中国的生气蓬勃的生活中——发见更多的题材，而作出更美的绘画。”（见《子恺漫画选》自序）

漫画，在今天可说很普遍，但是多数倾向纯粹的娱乐、消闲目的，与当年丰子恺的“漫画”无论是在气质上或是功能上显然有所不同。子恺的画并不是为画而画，却也并非充满冬烘意味那般的老气横秋，一幅假道学嘴脸那种死板板地将“画”弄得沉闷单调、索然无味，还自以为在救世、在传道。他认为：“人因为有这样的一双眼睛，所以人的一切生活，实用之外又必讲求趣味。一切东西，好用之外又求其好看。”（见《图画与人生》）而，“图画的精神，可以陶冶我们的心。这就是拿描图画一样的真又美的精神来应用在人的生活上。”他不赞成以消遣、娱乐、游戏的轻忽态度来看待图画，也不赞成专讲“描得很像”或“描得不像”的看画态度。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看子恺的画如见其人，他的精神、他的乐趣、他的丰富阅历、他的悲天悯人、他的潇洒丰神都遍布于他的画中。以佛经中的形容来说，一幅幅的漫画是丰子恺的千百亿化身，不仅放射智慧的光明，更具足令人赏心悦目的相好庄严。实质与美丽的形式兼具，契理不忘契机。

在《图画与人生》的讲演稿中，丰子恺清楚地说明了他对“画”的观念：“图画原不过是“看看”的。但因为眼睛是精神的嘴巴，美术是精神的粮食，图画是美术的本位，故“看看”这件事在人生竟有了这般重大的意义。”读此句，令人想起佛教中一位菩萨的名号：“观世音”――观察世间音声：看世间声音，画世间形相；而所作之画，显示的正是世间的声音。

要更具体体会丰子恺的“画中意”，追溯他学画、学艺术的源头可能会令印象更清晰。

谈到学画，在《怀李叔同先生》一文中，丰子恺诉说了影响他极深的一位导师：艺术家李叔同，出家后的弘一法师。回忆初次见面，丰氏写道：“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关于学画，他说：“我二年级时，图画归李先生教。他教我们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无从着手。四十余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描得象样的。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揭在黑板上。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摹。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于写生，从这时候开始发生兴味。我到此时，恍然大悟：那些粉本画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生出来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临摹他人，依样画葫庐呢？于是我的画进步起来。”实际上，在这里，他的“直接写生”，不止是线条和阴影的模拟，而是对外界事物的细心体认；不仅是手笔技巧的锻炼，更是表达并且在手画成图之后反复检讨、再三体察了自己对万事万物用心感受之后所表现出、描留在纸上的痕迹。每幅画都是生命的痕迹。

丰子恺自云：“……我是李先生在杭州师范任教时的学生，曾经在五年间受他的文艺教育”，““先器识而后文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正是李先生的文艺观。”在丰子恺的眼中，这位“李先生”虽然是一个演话剧，绘油画、弹钢琴、作文、吟诗、填词、写字、刻图章的艺术家，但在他杭州师范的宿舍里的案头，却常常放着一册古老书：《人谱》（明刘宗周着，书中列举古来许多贤人的嘉言懿行，凡数百条）。“这书的封面上，李先生亲手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我每次到他房间里去，总看见案头的一角放着这册书。当时我年幼无知，心里觉得奇怪，李先生专精西洋艺术，为什么看这些陈猫古老鼠，而且把它放在座右，后来李先生当了我们的级任教师，有一次叫我们几个人到他房间里去谈话，他翻开这册《人谱》来指出一节给我们看。”（见《李叔同先生的文艺观——先器识而后文艺》）

当天，李先生把“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义讲解给年轻的丰子恺等人听，说明“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的道理。对此丰子恺赞叹说：“可见李先生平日致力于演剧、绘画;、音乐、文学等文艺修养，同时更致力于“器识”修养。他认为一个文艺家倘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我那时正热中于油画和钢琴技术，这一天听了他这番话，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我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

后来李叔同在出家前夕把这册《人谱》连同别的书送给了丰子恺，并且一直被保藏在缘缘堂中，直到抗战时被炮火所毁。避难入川的丰氏偶然在成都旧书摊上看到一部《人谱》，立即便买了下来，一直保存在他的书架上。记叙此事时，丰氏还充满惋惜地说：“不过上面没有加红圈的“身体力行”四个字了。”由此可见，丰子恺的艺术观和对图画（包括漫画）的看法是深深受到李先生的影响，并且继承了“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的思想。

回头再看《护生画集》为了一个嘱咐、一个承诺而横跨数十年持续不断的创作，不仅是师生感情的联系，更是器识及文艺两者兼具的师徒传承，一种智慧和精神力量的延续不息。其中的感动是深刻的，唯有再三反复深入体会，才能真正消受个中那股浓厚的无穷韵味。（信息来源：香港宝莲禅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