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早期忏罪思想之形成与发展

释大睿

提要忏悔是佛教中重要的实践行门。以中国佛教而言，在东汉译经初期，即有关于忏悔思想之经典传译。此中忏罪思想，与中国儒家、道教等传统文化中赎罪、悔过等思想结合，促成中国佛教忏罪思想之发展，进而形成借着仪式进行，以达成忏罪为目的之忏悔仪轨。

在诸多大乘经典中所阐明之忏悔思想，几乎是与禅观、三昧的修持结合，尤其摄入般若空慧之观照，更是大乘忏悔思想之根本理则。故修忏悔法，不仅可达罪业清净，更有证三昧、发慧、得解脱等目标。而忏悔方法，亦与原始佛教僧团中，单纯的忏悔羯摩不同，其中含有称念佛名、诵经、礼拜、持咒等多样化的行持方法。忏悔法，可谓在大乘佛教思想中有了极大的转型。

中国佛教亦吸收大乘忏悔思想，创制忏悔仪轨，并举行礼忏法会。从东汉时期即有于斋日行忏悔法之记载，到了南朝，王室更是盛行礼忏。此外，僧传中亦有诸多僧人修忏的事迹。虽然，至今未发现有隋代以前之忏法仪轨，但从许多修忏史料的记载中，可发现王室举行礼忏之目的，普遍为求国境久安，或为去病、求长寿等现世利益为主。而僧伽中虽有少数将修忏与禅定结合行持，但却未见具体应用大乘忏悔经典之理观修持于忏法中。此现象直到隋?智者大师才有了开创性的发展。不过，从东汉至六朝时期所译经典之忏悔思想，及此期流行之仪轨模式或忏悔方法，都为往后发展的天台忏法提供了充分的养料。

　关键词：忏罪思想、忏法、无生忏法、证三昧

一﹑前言

　　佛教初传东土以来，汉民族对佛法的认识，除了受僧侣行为及其弘化活动之影响外，具体接触佛教思想乃在于佛典之汉译。佛教自公元一世纪初，传入中国。大约在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才开始有佛经的翻译。关于忏罪思想的经典，则早在译经初期即陆续传译。例如《阿阇世王经》(译于147-186年间)、《舍利弗悔过经》(译于148-170年间)，根据目前现存最古的经录，僧佑撰之《出三藏记集》记载：魏文帝时，支谦于吴主孙权黄武初年，至孙亮建兴年间(221-237)，译出的经典中，有《悔过经》一卷。并有一小段注文：「或云序十方礼悔过文」。可见，有关忏罪思想经典的传入，应算相当早。至于此思想如何为中国人接受，进而发展成型，乃至影响后代佛教祖师大量制作忏仪，使得中国佛教，渐渐呈现经忏法会兴隆等现象，是一值得留意之课题。因此，本文希望从佛教初传时期，佛教思想与中国固有文化之交融现象切入，试图发现佛、道二家在忏悔思想上有无关涉之处。次再从忏悔经典的移译，了解东汉到六朝之中国佛教初传时期，大乘忏悔经典，所蕴含之思想，继而自王室礼忏情形，以及僧传中，探究当时忏仪流行之状况，藉此以助了解中国佛教，早期忏悔思想之形成与发展。

二﹑中国佛教忏悔思想兴起之时代背景

(一)儒家的悔过思想　　忏悔，不仅是佛教思想中的重要课题。在中国文化的思惟体系中，忏悔思想亦是一种自觉精神之提升。是经由道德实践，转化为完美人格的要素。而此思想之演进，实有其发展之脉络。首先，从中华民族古文献的记载中，先民早有祭祀天地，乃至自然百神的宗教行为。后来又有借着「巫」来上达人的祈愿，下达神的旨意，更以占卜来预测未来吉凶等。其目的，无非是希望禳除灾疫，求福免祸。而这些原始的宗教信仰，影响到夏、商、周三代，以及后来儒家、道教乃至民间风俗的发展。例如《尚书》中，便记载周公对子侄们的告诫。他认为，王者应具有「明德修身、明德慎罚、敬德保民」等「以德配天」的宗教伦理。《伦语》则谓：「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孟子?离娄篇》也说：「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到了汉代，充满阴阳五行，灾异图谶的信仰。汉武帝时，董仲舒着《春秋繁露》，提倡「人天相应」的思想。其在〈郊语〉谈到祭天之重要性，否则将招感凶害，即「天殃与上罚」。又说：「发而中节，修德以配天，则可谓参天矣。」也就是说，人之一切行为皆须与天道相应。而所招是祸、福、吉、凶？则端赖是否能「修德以配天」了。另尚有一明显例子，是《汉书?本纪》记载国家灾异的诏书中，对于诏书之目的，有许多是为了「国君自责」。借着国君之自责悔过，修善积德，则可感上天佑护，而降福禳灾。

　　如上所举，虽然先秦时期，到汉代儒学对「天」之定位，不尽相同，但启发人之自觉或价值意识，进而恪修己德，以远祸害的道理是共通的。此中所蕴涵者，即是对自我之要求，借着反省悔过，令德行圆满，而感招天德。如此中国儒家精神之悔过思想，可谓是佛教忏悔思想为中国文化所纳受的重要基础。

(二)道教的悔过思想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当时社会已具有根深蒂固的神仙方术信仰。佛教弘传之初，其范围亦只限于少数的王室贵族。信仰者乃将浮屠之教附庸于鬼神方术。及至东汉顺帝(126-144)年间，张陵创立「五斗米教」，灵帝建宁、熹平之际，张角创立太平道，此二者为道教之初始道派。作为一个以中国文化为背景而形成的本土宗教，其亲和力自然胜于外来的 「夷狄」之教，且道教吸收道家清静无为、抱朴守一，以及渊源久远的神仙方术、谶纬思想等特质，则更易为社会大众接受而持续发展。立基于此固有文化传统，及民间信仰背景之下的中国佛教，佛法弘扬亦不得不藉助其相关思想而比附之。因此，佛教东传中土，必尽力在不违佛法本质之考量下，与早期中国思想融合，而推行佛法。因此欲了解中国佛教早期之忏罪思想，自不可忽略固存于中国本土之传统思想，乃至与道教交涉之关联性。

　　道教崇敬神仙，注重祭祀祈祷。其中奉斋、忏悔、礼拜等，皆是常行的仪式。故悔过忏罪亦为其重要思想。首先，从张道陵之事迹可知其以物赎罪悔过的思想。例如〈法运通塞志〉记载，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玉晨大道君，授以天师印绶雌雄二纫正一盟威秘录三清众经符图，人有疾患官灾随事，输米以赎罪，疏过悔谢。」另《魏书?释老志》亦有：「张陵受道于鹄鸣，因传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颇类佛经。」等举行斋祀礼拜仪式之史料。并言其法有类似佛经之处。又有革新道教的寇谦之，在北魏太武帝始光初年(424)，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斋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由上可见，东汉时期，道教已有遇灾难疾病，须以米粮赎罪悔谢之思想。并有礼拜仪式，进而以斋会、六时礼拜等仪礼行之。

　　如前述，道教是在中国蕴育成长之宗教，其思想在中国社会必然具有一定之影响力。例如《太平经》这部道教初期的经典，便明显谈到符咒之功能，认为其可以疗病、去邪求福。又说：应行斋戒、首过、祈禳、诵经等敬神活动。此外，当然亦重视方术、服气、养生之道。此中之自首悔过，禳灾求福，本是中国礼教中，人性自然的表现，但此心理亦成为道教的中心理论。如汤用彤先生之看法：

　　又悔过自责，得除罪增寿，固早为道教《太平经》之要义。汉末黄巾亦教人自首过失，人之功过常有天神下降按巡记录，为中国道教之一中心理论。

　　可见，悔过除罪在道教思想中是极重要的一环。此从明代所编的《道藏》中，有关灭罪经典及宝忏之仪轨众多，几乎分布于「三洞三十六部」之中，可得证明。此类斋仪忏法等科仪制度的著作，乃归于「威仪类」中，此类书最多，大约有六百卷左右。但由于《道藏》之分类，体例杂乱，检阅不易，又道经作者，几乎不署姓名，更常声称出自神仙之作。因此，虽知六朝时代道经蜂出不断，但对于这些众多道教忏仪之年代与作者却不得而知。

(三)时代及王室背景　　由上述儒家、道教之忏悔思想背景中，可知中国在秦、汉之际，已盛行祭祀仪礼，与鬼神崇拜。并有卜筮、占星、神仙等宗教仪式。到了佛教传入之初，与之同时的道教创立。此间，正逢东汉末年之政治腐败局面。由于天灾人祸，使得百姓饥馑、流离无依。继之，黄巾流民暴动，人民更是深陷悲惨苦难。在此仿徨恐惧的现实煎熬中，众生心灵自然需要一些能超离现实的慰藉。此等需求，恰巧为佛教提供了一弘扬的时机。尤其佛法中，无常苦空、因果业报的道理，适时抚慰民心。因此，此期民众之佛教信仰，乃不免依循民间及道教传统，以消灾免祸为目的。尤其祈求现世苦难的免除，愿藉忏过而求福的心理，可谓信仰佛教之重要目标。如此背景下形成之悔罪思想，在接触佛教经典阐扬之忏悔义理时，自然能够因应其要求，而亲切地接受，因而促成中国佛教悔罪思想发展之契机。

又佛教自西域入境中原后，历经近约三世纪的时间，才在译经渐备，各家学说法义争鸣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真正地落实下来。但此时的中国，却又历经了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三国军阀割据、西晋八王之乱、南北朝长期分裂、五胡十六国之长期混战等，残酷血腥、流离失所的民族苦难期。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代，人心极需仰藉宗教关怀，抚慰战争的伤痛。为政者更需依赖宗教，为自己掠夺之政权安定民心，并藉宗教力量辅助政治，以祈长治久安。此时，佛教亦在适当机宜下，深入上层社会乃至群众中，提供一心灵安定处。由于时代动乱的背景，人心无不希求消灾免难，灭罪增福。因此，王室贵族之忏悔灭罪思想，自然应运而生。以下则从僧传中举出实例来说明此消灾求福之忏罪心理。

　　中国本具儒家思想等深厚之文化传统，因此佛教的弘传实属不易，故教义阐扬除借重「格义」之功外，西域僧侣的神奇行止，亦颇能迎合为政者的心理。由于神僧之灵验事迹，使得统治政权者，深信其法术可为己禳灾求福，为国祚求久安。基于此功德利益，中国自三国时期，及至六朝的多位君王，因此归入佛门，接受高僧教化，愿悔过不杀或真心求忏。此在梁?慧皎《高僧传》中，便有许多相关记载。首先，是卷九的〈佛图澄传〉，其中叙述「善诵神咒，能役鬼物」的西域僧人佛图澄(231-348)，为悯念苦难生民，以神变咒术、星象预言等善巧手段来感化残暴滥杀的石勒、石虎之种种事迹。他以善恶报应、慈心戒杀、事佛获福等理，劝谏后赵的统治者，而使百姓免于涂炭。因此，慧皎亦给予高度评价：

　　澄公悯锋镝之方始，痛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于葛陂......终令二石稽首，荒裔子来，泽润苍生，固无以校也。

　　故知嗜杀凶残的为政者，须先令其信服于神异道术，才能引导善恶报应之理，令之对罪报生畏，而有所收敛。关于《僧传》「神异篇」，是慧皎大师对《僧传》所分的十类之一。前三类为译经、义解、神异。对于此分类顺序，其在第十四卷中说明为：「传译之勋，或逾沙险，或泛漾洪波，皆忘形殉道，委命弘法。震旦开明一焉是赖，兹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开神，则道兼万亿。通感适化，则强暴以绥。」故知，慧皎大师对译经法师之功，崇佩至深，因此列为篇首。至于「义解」与「神异」之僧伽，亦各有其功勋，所以列为十篇之二、三。尤其是神异僧，对于顽强众生，更须以其神通作为教化之方便。因此《梁高僧传》中神异篇之僧人，在佛法初传时，藉其灵验奇瑞的神通，调伏刚强顽暴之徒，令其悔过迁善，信受佛法，确有其时代之必要性。

　　除以神异为方便外，僧传中亦多记载忏罪的感应事迹，例如卷一之〈康僧会传〉中，亦记载三国时代的译经师 –– 康僧会(？-280)精诚礼拜，终于感现舍利，使吴王孙权相信佛法。并兴建第一座佛寺「建初寺」，令佛教开始传入南方之事迹。尔后，昏暴君主—孙皓即位。欲毁佛寺，将佛像置于不净处，并以秽汁浇灌取乐。不久，孙皓全身肿大，彻痛难当。后经虔诚烧香忏悔，叩首自陈罪状，才得舒解。此时，自觉惭愧地向僧会法师，请问罪福之因。虽然，僧会在吴国极力弘扬正信佛法，但因孙皓生性粗暴，不及妙义，故仅以因果报应等佛法开导之。

　　又卷十一〈竺昙猷传〉，记载东晋习禅僧人竺昙猷，其具神力，曾乞食咒愿，而使食中蜈蚣跳出。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376-396)出现「妖星」，「帝普下诸国有德沙门，令斋忏悔攘灾，猷乃祈诚冥感。」之后，果然该星退去。另同在此卷的〈释玄高传〉，记载北魏僧玄高(402-444)，为北魏太武帝拓拔焘，迎请为太子拓拔晃的老师。后因晃为父所疑，请玄高为其脱难，于是「高令作金光明斋，七日恳忏。.....焘于太子无复疑焉，盖高诚感之力也。」

　　另根据《历代三宝记》卷十一之记载，梁朝僧人宝唱，曾于天监十六年(517)作〈众经忏悔灭罪方法〉三卷，并在宝唱所着的八部作品后，加上说明：

帝以国土调适住持，无诸灾障，上资三宝，中赖四天......故天监中频年降敕，令中庄严寺沙门释宝唱等总撰集录以备要须。或建福禳灾，或礼忏除障，或飨鬼神，或祭龙王，诸所祈求帝必亲览。指事祠祷讫多感灵，所以五十年间兆民荷赖缘斯力也。

　　可见，梁朝时对礼忏祈祷仪礼之重视。从以上传记之例可知，三国、东晋期间之统治者，信奉佛法的心理。或从神奇灵异，或为避祸消灾。再者，因畏惧因果业报，而希望忏悔除罪等心理，使得此期的王室忏罪之风盛行。

三﹑中国佛教早期之忏罪思想与忏仪运作

(一)忏罪思想之理论根据　　东汉至六朝期间忏罪思想盛行，除上述背景外，尚不能忽略有关悔罪思想经典之传译。就已知的经录中，东晋道安所编之《综理众经目录》(简称《安录》)，可谓最早的经录(更早虽有三国朱士行之《汉录》但未具众经目录形式)，惜已散佚。不过，可从僧佑撰之《出三藏记集》(简称佑录，为现今仍存之最早经录。)中看到《安录》的要目。根据《佑录》中标注，收于《安录》之经典，以及《佑录》卷三所收有关「安公经录」之经典，可以列出从后汉，到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3)，大约两百年间《安录》所记载相关忏悔思想之经典有：《阿阇世王经》二卷、《悔过经》一卷、《海龙王经》四卷、《贤劫经》七卷、《三品悔过经》一卷、《舍利弗悔过经》一卷、《诸方佛名经》一卷、《菩萨悔过经》(或云菩萨悔过法，下注：出龙树十住论。)一卷、《佛悔过经》一卷、《文殊师利五体悔过经》一卷(旧录云文殊师利悔过)、《拔陀悔过经》一卷、共十部。其中《悔过经》、《三品悔过经》、《佛悔过经》、《拔陀悔过经》等已不存。此中之《菩萨悔过经》，从「或云菩萨悔过法」，以及其注明：「出龙树十住论」，应该可以判断是《十住毗婆沙论》〈除业品〉所谈之「菩萨悔过法」。

　　接着，从《佑录》自身增录的经典来看，有关忏悔思想之经典，则有悔过、佛名、咒经、戒经等约有百部之多，其中咒经更占了五十部之数。由于丰富的忏悔思想经典之翻译，必然带动此时代佛教仪式的兴起。以下兹将目前《大正藏》所存有关忏悔思想之经典表列于后，以了解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有那些忏悔经典，以及内容特色为何，进而掌握忏罪思想的理论根据。

东汉至南北朝有关忏悔思想之经典

　　经名 修持方法 忏悔目的 译经朝代 译经年 译者 大正藏

1.阿阇世王经 作罪不覆藏、观无作无受者、 灭罪 东汉 147-186 支娄迦谶 No.626 。15

2.舍利弗悔过经 礼佛、忏悔、劝请、随喜、回施 欲求佛道 东汉 148-170 安世高 No1492 。24

3.八吉祥神咒经 持诵佛名、系念不忘 除罪、得无上平 等之道 吴 223-253 支谦 No.427 。24

4.决定毗尼经 称佛名、忏悔、随喜、回向 离罪、得三昧 西晋 266-313 竺法护 No.325。20

5.文殊悔过经 礼拜、忏悔劝助、无所着 灭尽一切罪苦 西晋 266-313 竺法护 No.459。14

6.宝网经 闻佛名坦然不疑、不毁戒 越生死之罪、得三昧 西晋 266-313 竺法护 No.433。14

7.大宝积经(卷170)净居天子会38-3 如来塔前忏悔、二六时劝众听法 净除业障 西晋 266-313 竺法护 No.310。11

8.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 悔过、请劝、愿乐、施与 具足三昧、得三藐三菩提 西晋 280-312 聂道真 No.483 14

9.海龙王经 晓了于空等六法除罪盖 住菩萨道 西晋 285 竺法护 No.598。15

10.贤劫经.千佛名号品 持诵千佛名、烧香散花等供养 灭罪、得三昧定 西晋 291或 300 竺法护 No.425 14

11.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 至心忏悔、闻说药师琉璃光佛 灭障消罪、必得解脱 东晋 317-322 帛尸黎蜜 No1331。21

12.花聚陀罗尼经 礼拜忏悔、读诵受持陀罗尼 见佛为其说 东晋 317-420 失译 No1358。21

13.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 礼拜忏悔、书写读诵陀罗尼 灭重罪、得三昧 东晋 317-420 失译 No1332。21

14.净业障经 观烦恼等同虚空性 尽诸业障 前秦 350-431 失译 No1494。24

15.别译杂阿含经(卷21)No76.77.78 知过向佛发露忏悔 善法增长 前秦 350-431 失译 No.100。2

16.别译杂阿含经(卷6)No113 知过向佛发露忏悔 善法增长无有退失 前秦 350-431 失译 No.100。2

17.别译杂阿含经(卷7)No129 知过向佛发露忏悔 善法增长 前秦 350-431 失译 No.100。2

18.增壹阿含经(卷9)No.7 自知罪缘罪忏悔、修止观 证罗汉 东晋 397 僧伽题婆 No.125。2

19.增壹阿含经(卷11)No.2 知过向佛忏悔 佛为说法得信根 东晋 397 僧伽提婆 No.125。2

20.增壹阿含经(卷14)No.2 知过向佛忏悔勿复再犯 佛为说法，劝令欢喜 东晋 397 僧伽提婆 No.125 2

21.增壹阿含经(卷40)No.7 自归依佛法僧、忏悔 罪根永除 东晋 397 僧伽提婆 No.125。2

22.大方广十轮经(卷6) 至心忏悔、不覆藏、不诽正法 灭罪、得三昧 北凉 397-439 失译 No.410。13

23.观佛三昧海经(卷9) 忏悔、请佛、随喜、回向、发愿、系念观佛 灭罪、得观佛三昧 东晋 398-421 佛陀跋陀罗 No.643。15

24.出生无量门持经 思惟八字义 恶业消除 东晋 398-421 佛陀跋陀罗 No1012。19

25.坐禅三昧经 如法忏悔 成就观法 姚秦 402 鸠摩罗什 No.614。15

26.禅秘要法经(卷上) 至心忏悔、一心系念 利于修禅 姚秦 402-412 鸠摩罗什等 No.613。15

27.思惟略要法 实相正观、法华三昧观等 除五盖、得禅定 姚秦 402-412 鸠摩罗什 No.617。15

28.千佛因缘经 闻佛名皈依顶礼、观法平等 灭生死罪、得念佛三昧、诸佛现前三昧 姚秦 402-412 鸠摩罗什 No.426。14

29.十住毘婆沙论?除业品 忏悔、随喜、劝请、回向 求阿惟越致地、得三藐三菩提 后秦 402-412 龙树造罗什译 No1521。26

30.大方等陀罗尼经 诵持陀罗尼、忏悔、观法性平等 灭罪 北凉 402-413 法众 No1339。21

31.虚空藏菩萨经 称名、供养、持咒、归依礼拜 梦中现相、灭罪得三昧及陀罗尼 姚秦 408-413 佛陀耶舍 No.405

32.大方等大集经(卷18) 诚心忏悔、更复莫作 广弘如来法藏 北凉 414-426 昙无谶 No.397。13 33.大方等大集经(卷27) 忏悔、回向、劝请 成就众生一切善事 北凉 414-426 昙无谶 No.397。13

34.金光明经 忏悔、随喜、回向、思惟空义 灭罪、得三藐三菩提 北凉 414-426 昙无谶 No.663。16

35.大般涅槃经(北本) 心生重悔、惭愧、观法性无常 灭罪、得涅槃 北凉 416-423 昙无谶 No.374。12

36.请观音消除毒害陀罗尼咒经 持咒、称佛名、系念数息 灭罪、得无生忍、住首楞严三昧 东晋 419 竺难提 No1043。20

37.大宝积经(卷170)大乘方便会38-3 礼佛忏悔、不敢覆藏 闻佛说法得正解 东晋 420 竺难提 No.310 9

38.大般涅槃经(南本) 心生重悔、惭愧、观法性无常 灭罪、得涅槃 刘宋 420-479 慧严等 No.375。12

39.观虚空藏菩萨经 礼拜三十五佛、称名、忏悔、苦行 除罪 刘宋 421-441 昙摩蜜多 No.409。13

40.虚空藏菩萨神咒经 悔过不复作、持咒、称菩萨名、于第一义空得自在 灭罪、得三昧 刘宋 421-441 昙摩蜜多 No.407。13

41.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 系念数息、念实相、礼佛、忏悔、诵咒 灭四重五逆及 谤方等 刘宋 424-442 疆良耶舍 No1161。20

42.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忏悔六根、诵大乘经、思惟空义 灭罪、得三昧及陀罗尼 刘宋 424-453 昙摩蜜多 No.277。9

43.无尽意菩萨经 忏悔、劝请、随喜、回向 忏罪、助法清净 刘宋 427 智严、宝 云 No.397。13

44.优婆塞五戒威仪经 忏悔、礼拜、禅定 忏罪、疾至菩提 刘宋 431 求那跋摩 No1503。24

45.杂阿含卷(21)No.564 发露忏悔、自见罪自知罪 得具足戒、善法增长刘宋435-443求那跋陀罗 No.99 2

46.央掘魔罗经(卷4) 闻佛名、礼拜忏悔 重禁五逆等皆闭四恶趣 刘宋 435-443 求那跋陀罗 No.120。2

47.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 称名、礼拜、作观思惟、忏悔 灭生死罪 刘宋 455 沮渠京声 No.452。14

48.称扬诸佛功德经 欢喜赞叹称名、礼拜如来 却生死罪、得三昧 元魏 472 吉迦夜 No.434。14

49.无量义经 受持书写供养讲说此经 灭罪、得首楞严三昧 萧齐 481 昙摩伽陀耶舍 No.276。9

50.牟梨曼陀罗咒经 供养、持咒、至心礼拜、忏悔 除生死罪 梁 502-557 失译 No1006。19

51.佛名经(三十卷) 持诵佛名、兴七种心、至心忏悔 灭四重等罪 梁 502-557 失译 No.441。14

52.菩萨五法忏悔文 忏悔、请佛、随喜、回向、发愿 除众罪 梁 502-557 失译 No1504。24

53.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 立佛像、供养、受持作礼、忏悔 灭罪、生无量寿佛国 梁 502-557 失译 No.446 14

54.现在贤劫千佛名经 立佛像、供养、受持作礼、忏悔六根等 灭罪、得三昧及陀罗尼 梁 502-557 失译 No.447。14

55.未来星宿劫千佛名经 立佛像、供养、受持作礼、忏悔 同上 梁 502-557 失译 No.448。14

56.陀罗尼杂集(十卷) 礼拜忏悔、诵咒、归命称名 除罪障 梁 502-557 失译 No1336。21

57.虚空菩萨问七佛陀萨尼咒经 敬信三宝、供养、诵咒 灭罪、梦中见佛 梁 502-557 失译 No1333。21

58.大乘宝云经(卷2) 知过忏悔，不覆藏、观诸法如幻 入于禅定 梁 503 曼陀罗仙、僧伽婆罗 No.659 16

59. 佛名经(十二卷) 称名礼拜诸佛、至心忏悔 灭四重等罪、得三昧 北魏 520-524 菩提流支 No.440 14

60.大宝积经(卷28)大乘十法会 向佛忏悔 善根增长、恶法消灭 元魏 539 佛陀善多 No.310。1361.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 礼拜忏悔、至心持咒 除根本罪、得不退转 北周 561-577 耶舍崛多 No1070。20

　　从上表所列六十一部，自东汉到六朝，有关忏悔思想之阿含及大乘译经中，可见几点忏悔思想特质：

1、忏悔对象及忏法分类

　　忏悔，原是指僧团之僧众于半月半月诵戒、羯摩时，所行之忏罪悔过的仪式。因此，在原始佛法之《阿含》经典中，提到忏悔时，不外比丘自知罪、自见过，而对释迦牟尼佛，或大众发露忏悔。故忏悔对象仅限于佛陀，或者僧团中有德的比丘僧众。例如上表15~ 21等阿含经典所谈，即是所谓的「对首忏」。但到了大乘经典中，谈到忏悔时，已超越原始佛法所谈之时空限制，其对象不仅指释迦佛，尚有十方佛、三十五佛、乃至三世千佛，以及一切菩萨摩诃萨等。如上表4、10、51、53、54、55、59等称念佛名，求忏悔的佛名经典。以上除向清净比丘说罪之「对首忏」，以及称念佛菩萨名号之忏悔外，亦有如31、42等经所谈梦相，以决忏罪是否清净之「取相忏」；此外，大乘忏悔经典中最重要的理法依据，乃是正观法性平等，罪性本空之「无生忏」法。此种忏悔法，几乎是大乘忏悔经典，共通的思想。例如《净业障经》中，就明白谈及如何认识业障之体，才能究竟除罪，如文说：

　　夫障碍者，贪欲是障碍，瞋恚是障碍，愚痴是障碍，布施是障碍......智能是障碍，佛想是障碍，法想是障碍，僧想是障碍，空想是障碍，无相想是障碍，无作想是障碍，无行想是障碍，不生想是障碍，文殊师利，取要言之，若于诸法有缚有解，当知如是皆是障碍。

　　因此，欲达真正忏罪清净，决非以生灭心，认为实有罪可忏、有恶可生。如此皆是障道，不得清净。故经中又言：

　　若有菩萨于诸五欲不生爱乐亦不放舍，观欲实性即是佛法，是则名为净诸业障。......若有菩萨观于犯戒即是不犯，观非毗尼即是毗尼，观于系缚即是解脱，观于生死即是涅槃界，是则名为净诸业障。......若有菩萨观一切法无有体相亦无根本，是则名为净诸业障。复次文殊师利，若有菩萨观悭及施不作二想，持戒毁戒不作二想，......若有菩萨观诸烦恼即是佛法是则名为净诸业障。

　　基于此烦恼体性，等同虚空之理，才能对诸法实相理观通彻，而达忏罪清净。亦如《普贤观经》所说：「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众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

　　可见，无生忏法是究竟忏罪的根本依据，从上表的大乘忏悔经中，几乎可见「于法无所着」、「思惟空义」、「念实相」、「观法性无常」、「实相正观」等无生忏的修持法。因此，忏罪清净与否，关键则在于理观之是否透彻。综合上述可知，从原始到大乘经的忏悔对象，为从释迦佛到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萨。忏悔的方法，也由单纯的「对首忏」，到藉梦相取决之「取相忏」，乃至穷究诸法实相的「无生忏」等三种忏法。

2、修持方法

　　《阿含》经典中所谈的忏悔法，大抵不离发露忏悔，不敢覆藏等方法。而大乘经之忏悔修持，除特重理观的通达外，事相之修法亦相当具体，例如：烧香、散花、酥油、灯涂等供养，或庄严静室、澡浴清净、二六时中至心求忏等身、心，以及道场之严净，都有清楚地说明。此外，于诸多经典中常见的修法为：忏悔、劝请、随喜、回向等四法，例如2、4、8、29、33、34、43等经所示。另编号23，东晋?佛陀跋驼罗译之《观佛三昧海经》，以及52号，梁朝时译之《菩萨五法忏悔文》(失佚译名)，都具体谈到「忏悔、请佛、随喜、回向、发愿」等五法。可见六朝时，即具有五法忏悔的法门。因此，到了隋?智者大师制作《法华三昧忏仪》时，其中著名的「五法忏悔」，应是有所本的。

　　此外，亦因所依经典不同，而有其修法特色，例如上述之佛名经典，即是借着称念佛名，恭敬礼拜供养之功德，而达到忏悔灭罪的目的。其中51号三十卷本的《佛名经》，提到忏悔应兴七种心以为方便。即：惭愧、恐怖、厌离、发菩提心、怨亲平等、念报佛恩、观罪性空等。此七种发心，被融入后世所制的许多忏悔仪轨中，为忏罪的重要思想。另12、13、30、36、40、41、50、56、57等陀罗尼咒经，则是以书写或读诵陀罗尼咒为方法，而忏悔业障。此中55号，十卷本的《陀罗尼杂集》，共收集一百七十一部陀罗尼咒经，其中大多为持咒求忏，或却病除灾的咒经。

　　再者，23号《观佛三昧海经》除以五悔为主要修持法外，另以「系念观佛」为此经的重要特色。如经云：

　　若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犯四根本罪，不如等罪及五逆罪，除谤方等，如是众人若欲忏悔，昼夜六时身心不懈......如太山崩，五体投地，号泣雨泪，合掌向佛赞叹如来种种德行，作是赞矣，诵忏悔法，系念在前，念佛眉间白毫相光，一日至七日，前四种罪可得轻微。三七日时罪向渐灭。七七日后，然后羯摩，事在他经。若比丘犯不如罪，观白毫光暗黑不现，应当入塔观像眉间，一日至三日，合掌涕泣一心谛观，然后入僧说前罪事，此名灭罪。佛告阿难，此观佛三昧是一切众生犯罪者药，破戒者护，失道者导，盲冥者眼，愚痴者慧，黑暗者灯，烦恼贼中是勇健将，诸佛世尊之所游戏，首楞严等诸大三昧始出生处。

　　可见，此经是以阐扬观佛如来像好，正心修念佛定，以求罪障灭尽。又有41号《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及54《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皆谈到「忏悔六根」，即针对六根，知其过患而忏悔。此六根忏悔的思想，尤其以《普贤观经》更为后来智者大师制《法华三昧忏仪》时之重要行法依据。

　　综观大乘忏悔经典之修持法为：称念佛名、礼拜、归依、供养、持诵书写大乘经典、持咒、忏悔、随喜、劝请、回向、发愿、系念数息、思惟空义、忏悔六根、观佛念佛等，可谓丰富多元。而且依该经义理之特色，而所谈忏悔的方法，亦有所不同。

3、忏悔之目的或功德

　　在原始经典中所言忏悔，只为单纯之忏罪清净，善法增长。但在大乘佛法中，忏悔除了达到灭罪之目的外，亦是修持禅定的重要依据，例如25、26、27等禅经所言。此外借着忏罪修持，亦可得证三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地，以及总持一切善法之陀罗尼。例如4、6、8、10、13、22、23、28、29、31、35、36、38、40、42、48、49、54、59、61等经所言，如此忏悔与三昧结合之思想，可谓大乘忏悔经典中，修习忏法的重要目标。因为，大乘忏法不但忏除罪相，更去除烦恼罪根，如此才可证三昧、得解脱。又唯藉修忏达持戒清净，才能入三昧正定，如此则能如实掌握诸法实相，了达观慧，此时才真谓忏罪清净。所以，忏悔究竟清净必得证三昧，亦必然入实相正观，体证罪性等同虚空法性之理。故相用虽三，其体是一，并无差别。这也是隋代智者大师，重视三昧修持，将忏法与禅定结合，制定忏仪的理法根据。

　　因此，从东汉到六朝时期之大乘忏悔经中，可发现忏悔不仅只是达到灭罪、净除业障为目的，更重要者是除烦恼根源，证得三昧、解脱、不退转地、乃至涅槃的重要依据。故此修忏之目的，乃与修行息息相关，实与往后六朝王室，乃至后人拜忏，或只为消灾免难、为国祈福之世间利益迥然不同。

4.原始与大乘忏悔思想之转型

　　「忏悔」一词，是由梵文ksama与Apatti-prati-dewana二字翻译而来。ksama，一般将此字汉译为「忏摩」。英译为enduring、bearing、suffering等，即容忍、忍耐之义，可引伸为「请求他人宽容自己所犯过错」。汉字中本无「忏」字，这是配合翻译佛典而造的「新形声字」。ksama，本译为「叉磨」，如唐?玄应在《一切经音义》说：「忏悔，此言讹也。书无忏字，应言叉磨，此云忍，谓容恕我罪也。」另在道宣《四分律戒疏》也提到：「悔是此土言，忏是西方略语，如梵本音忏摩也。忏字非仓雅所陈，近俗相传故耳。」而「所谓“近俗相传“，实际上是译经者在翻译时特意为对译ksama这个音而新造的字。因ksama的意义是对人发露罪恶、错误，请求别人容恕，以求改过。自然用从“心”的“忏”字比“叉”达意。」故可知忏字乃源于佛教，亦由于此字之创造，而使得佛教之忏悔思想有了新的发展。

Apatti译为happening occurring，而prati是 toward之意， dewana则可译为preach(说)或confession(忏悔、自白、告解)，故Apatti- pratidewana可引伸为「向他人表白忏悔」之意。所以忏与悔之原意，就是请求宽恕原谅，以及说己罪过之意。这是在僧团中半月半月布萨，及每年安居后自恣所举行的忏悔仪式。但在大乘忏悔经典中，并没有具体祈求原谅及说罪的对象，亦缺乏祈求原谅的形式，而且除少分经典提到陈说罪过以外，似乎是较笼统地忏一切重罪。因此，笔者以为，大乘经典谈忏悔思想，基本上是重在对佛法根本义的透达。目的在破除对有法、有相的执取，认为有罪可忏、有障可除。但绝非执理废事，认为不须忏悔，因为只要迷在幻有中，仍不免感招苦果，解脱无由。因此，即使是声闻戒中，认为不通忏悔之五逆四重等罪，在大乘忏悔经典中，透过对诸法实相之通达，则仍有忏净的可能。故大乘佛法，则呈显更宽广的慈悲精神，为无明犯过之众生开启一线生机。如《增一阿含经》卷三十九，佛陀告诉阿阇世王：

　　世有二种人无罪而命终，如屈伸臂顷得生天上，云何为二，一者不造罪本而修其善，二者为罪改其所造。......尔时世尊便说此偈：「人作极恶行，罪过转为薄，日悔无懈息，罪根永已拔。」

　　所以只要肯忏悔，无罪不灭。唯必须对实相之理如实体证，才能转识成智，证三昧，彻底解脱。故大乘忏悔思想，融合了大乘与原始佛教教义，为大乘菩萨的慈悲精神作更广面、透彻的诠释。

(二)东汉至六朝时期忏仪的运作　　早在东汉初年，皇室统治阶级等上层社会，已有佛教的信奉者。只是佛教被视为流行于当时社会，重视祭祀的黄老方术之一种。其中楚王刘英的信佛，即是明显的例子。当时刘英已有赎罪忏悔之思想，在《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汉明帝永平八年(65)曾下诏：天下有死罪者可以「缣」赎罪。于是，刘英派遣郎中令，送黄缣、白纨三十匹，到国相处希求赎罪。并说：

　　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

　　明帝对于刘英之举，则下诏书说：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依蒲塞、桑门之盛馔。

　　此文应当是佛教传入后，出现信仰佛教者，悔罪思想的最早文献。又《魏书》〈释老志〉中，也记载帝王设斋行道的资料。如太和元年(477)北魏孝文帝「幸永宁寺设斋，赦死罪囚。三月，幸永宁寺设会，行道听讲。」此处的设斋行道，应有消斋祈福，除罪免难之意味。

　　接着，记载佛教初期，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文献的《牟子理惑论》。其中亦谈到「持五戒者，一月六斋，斋之日专心一意，悔过自新。」牟子于汉灵帝驾崩(189)后，曾因天下大乱，而避于交趾(今越南北部)。于后作此论，证明儒、释、道之观点一致，并更加推崇释教。由此引文，可知持五戒者，当于六斋日行忏悔法，故当时应有忏悔法门之修持。再者，东晋政治家郗超(336-377)，在其着的《奉法要》一书中，也叙述到：

　　三自归者，归佛、归十二部经、归比丘僧，过去现在当来三世十方佛，三世十方经法，三世十方僧，每礼拜忏悔，皆当至心归命。并念一切众生，愿令悉得度脱。

　　此处明显言及，以三自归礼拜佛、法、僧三宝求忏悔。这种礼拜三宝以求忏悔的仪礼，广见于后世许多忏仪中。故依此著作年代的早远来判断，这「归依礼三宝」应该是最早运用于忏悔礼拜，并且已具有仪轨形式之记录。

　　此外，从《梁高僧传》中，可以发现许多僧人修忏或制忏的记载。首先，于本章第一节：〈中国佛教忏悔思想兴起之时代背景〉中，在谈「时代及王室背景」时，已举〈释玄高传〉之例。文中有「高令作金光明斋」忏悔之记载。由此可知北魏时期已行〈金光明斋法〉。值得一提的是，此忏悔法应是年代最早，具体依经典所制成之特定行法，与其它属于通泛性的忏悔方法不同。

　　接着，《梁高僧传》译经篇(上)的〈昙柯迦罗传〉记载，昙柯迦罗于魏?嘉平(249-253)年间至洛阳，见当时「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迦罗既至大行佛法。」由此可知，三国年间的僧人，已有斋忏法事之举行，但不离传统儒家之祠祀求福，直至迦罗到时才大行佛法。

　　又有译经篇(中)的〈昙无谶传〉，记载僧人道进，欲向昙无谶(385-433)求受菩萨戒，谶令其竭诚忏悔。如文叙述：

　　有张掖沙门道进，欲从谶受菩萨戒，谶云：且悔过。乃竭诚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诣谶求受，谶忽大怒，进更思惟，但我业障未消耳。乃戮力三年，且禅且忏，进即于定中见释迦文佛与诸大士授己戒法。

　　这是坐禅与礼忏并行，因忏罪清净，感于定中见佛、得戒的例证。又有义解篇〈释道安传〉，叙述道安法师设立僧制的记载：

　　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约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约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引文中，除谈到道安法师为僧尼制定悔过法，与忏悔有关外。第一、二项之「上经、上讲、六时行道及唱时法」亦有讨论的必要。根据唐?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三十六〈呗赞篇?赞叹部〉提到：

　　又昔晋时有道安法师，集制三科，上经、上讲、布萨等，先贤立制不坠于地，天下决，则人皆习行。

　　另外，又在〈说听篇?仪式部〉引《三千威仪经》说，上高座读经应当先礼佛、礼经法上座......等五事，又已座有一、当正法衣安座，二、楗椎声绝当先赞偈呗，三、当随因缘读，......等五事之规定。故〈道安传〉及《法苑珠林?呗赞篇》所谈的「上经上讲」，应是指上高座读经的意思。而且于读经前，需先唱呗赞叹，此情形与《僧传?唱导篇》所谈相似。僧佑在唱导篇之后评论说：

　　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致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

　　所以，汤用彤先生则认为「中宵行道，请宿德说法警众，为唱导之原始，而亦后世忏文之先声也。」因此，道安法师所立僧尼之三轨范，应可谓后世忏悔仪轨之滥觞。

　　又《梁僧传》卷十二，亡身篇〈法进传〉，谈到法进的弟子僧遵，以忏悔为业：「善十诵律，蔬食节行，诵法华胜鬘金刚般若，又笃厉门人常忏悔为业。」 又有释法宗，「常分卫自资受一食法，蔬苦六时以悔先罪」；释普明「以诵忏为业」；释法意「乃竭诚礼忏，乞西方池水，经于三日恳恻弥至，忽闻空中有声扑然着地」；帛法桥「少乐转读乏声，每以不畅为慨，于是绝粒忏悔七日七夕，稽首观音以祈现报」。

　　以上是僧人修习忏悔法门之记载。至于僧人制作忏仪、忏文等记载，则有释昙光：「光乃回心习唱，制造忏文，每执炉处众，辄道俗倾仰。」此外，《历代三宝记》卷十一，列出梁朝僧人宝唱，曾于天监十六年(517)作〈众经忏悔灭罪方法〉三卷(如前述)。又有《珠林》卷八十六〈忏悔篇〉，记载昙迁法师(384-482)所撰〈十恶忏文〉，以及灵裕法师(518-605)撰之〈总忏十恶偈文〉。又卷四十二〈受请篇?施福部〉记载：晋?阙公则，往生西方安乐世界事迹。文中并提及，师事阙公则的苦行居士卫士度(西晋惠帝时人。惠帝于290-306年在位)善文辞，曾作〈八关忏文〉。另南朝末年隋初的三阶教，普行〈七阶佛名礼忏仪〉，其创教者信行(540-594)，曾撰〈昼夜六时发愿法〉。其中有〈礼佛忏悔文〉一卷，以称念五十三佛及三十五佛为礼忏方式。

　　此外，《佑录》卷十二，从僧佑撰之《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中，列出许多仪式、忏仪、愿文等记载，可知当时常用的行仪。尤其僧佑在序文中亦提及这些仪式已是日常所用，如文：

　　夫经藏浩汗记传纷纶，所以道达群方，开示后学，设教缘迹，焕然备悉。训俗事源，郁尔咸在。然而讲匠英德，锐精于玄义，新进晚习，专志于转读，遂令法门常务，月修而莫识其源。僧众恒仪，日用而不知其始，不避甚乎。......至于经呗导师之集，龙华圣僧之会，菩萨禀戒之法，止恶兴善之教......宋齐之隆实弘斯法，大梁受命导冠百王，神教傍通慧化冥被。

　　从引文得知，这些僧众常用的仪式，不但是平时惯用，而且已渐渐不知其源，因此僧佑大师才逐一列出，以「检阅事源讨其根本」。综观此目录，举凡安佛像、舍利塔、造精舍、绕塔、烧香、散花、供养、净发、剃度、着袈裟、割截衣、染衣、行般舟三昧、行斋法、盂兰盆会、忌日、放生、为亡者、布施者、新生儿、新舍等咒愿、行忏法......等不一而足。此中所列之忏法有〈弥勒六时忏悔法缘记〉(出弥勒问本愿经)、〈常行法五法缘〉(出五戒论)、〈普贤六根悔法〉(出普贤观经)、〈观世音菩萨所说救急消灭罪治病要行法〉(出观世音经)、〈虚空藏忏悔记〉(出虚空藏经)、〈方等陀罗尼七众悔法缘记〉(出彼经)、〈金光明忏悔法〉(出金光明经)等。由此可见，依据弥勒、观音、普贤、虚空藏、大方等、金光明等经所制定的忏仪，在南朝时期应是相当盛行，而且是僧众日用的仪轨。

　　依僧传或其它史料，了解僧众或居士礼忏、制忏情况后，以下将叙述王室中忏仪之运作现象。根据《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忏悔篇〉第九，记载南朝帝王、沈约及江总文等之礼忏文有：梁简文帝撰〈谢敕为建涅槃忏启〉、〈六根忏文〉、〈悔高慢文〉，沉约撰之〈忏悔文〉，江总文撰之〈群臣请陈武帝忏文〉，梁高祖撰之〈摩诃般若忏文〉，梁武帝撰之〈金刚般若忏文〉，陈宣帝撰之〈胜天王般若忏文〉，陈文帝撰之〈妙法连华经忏文〉、〈金光明忏文〉、〈大通方广忏文〉、〈虚空藏菩萨忏文〉、〈方等陀罗尼斋忏文〉、〈药师斋忏文〉、〈娑罗斋忏文〉、〈无碍会舍身忏文〉等。从这些忏文看起来，除〈大通方广忏文〉有提到「读诵百日，右繞七匝，涂香末香，尽庄严之相，正念正观，罄精恳之心」等仪式外，其它并无具体写出仪轨形式 。从每一忏文皆有「今谨于某处建如(若)干僧、如(若)干日大品忏、金刚般若忏......」等文看来，应是通用于各处，所行法会的疏文。所以，礼忏之僧数及时间，则以「若干」表之。依此礼忏文疏，并不能了解行此忏法之仪轨，或依经文之某特质制忏，做进一步分析。但从忏文所言修忏之目的可知，梁简文帝与陈文帝的修忏仍在于对除障、去病、祈求护念国土、广增福田等现世利益上。例如从梁简文帝的〈谢敕为建忏启〉：「臣障杂多灾身秽饶疾，针艾汤液每黩天览，重蒙曲慈，降斯大福，冀惠雨微垂，即灭身火」及陈文帝〈金光明忏文〉：「愿诸菩萨久住世间，诸天善神不离土境，方便利益增广福田」等可见一般。但梁武帝所礼有关般若系之忏文，则有阐扬教理思想之目的，不像一般忏法较注重现实利益，例如〈摩诃般若忏文〉：

　　实法唯一真如不二，诸佛以慈悲之力，开方便之门，教以遣荡，示之以冥灭，百非具弃，四句皆亡，然后无复尘劳，解脱清净......愿诸众生离染着相，回向法喜，安住禅悦，同到香城共见宝台，般若识诸

　　法之无相，见自性之恒空，无生法忍自然具足，稽首敬礼常住三宝。

　　由文可见，其修忏目的是以赞扬般若教义，并且以修行为主体。另外，此处所列忏文几乎明确可知是依某经典而修，但并非所依经皆含忏悔思想。例如，〈摩诃般若忏文〉、〈金刚般若忏文〉重在阐扬破执染，识诸法无相之般若空义；而〈胜天王般若忏文〉则有世尊付嘱仁王兴隆般若之义。至于〈大通方广忏文〉应是依《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所制，此经不知译于何时，据《鸣沙余韵解说》一书说明，乃收于《敦煌劫余录》中，编号为S.1847，是《隋众经录》中被列在疑伪部的经典，今在《新卍续藏》中，有收录此经。并于经末附有日学者中野达慧之说明：此经在隋《法经录》、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唐?智升《开元释教录》皆被认为属疑伪经，故不入藏。后因敦煌出土写本，才得此经。仅管如此，此经仍流传久远，甚至早在陈朝时期，即被制成忏文。由此可见忏悔思想对中土佛教影响之一般。

　　再者，陈文帝之〈药师斋忏文〉，乃依《药师经》(目前现存之版本，为隋或唐朝时所译)而制，据横超慧日认为，此忏文是依据《佑录》卷五〈新集疑经伪撰杂录〉所出，但并未指出根据何经？是否指《药草经》不得而知。不过，东晋?帛尸黎蜜，早在317-322年间已译出《药师经》的同本异译，经名为《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阐扬至心忏悔，称念药师琉璃光佛名号，可灭罪得解脱等经义。故陈文帝所修之药师忏，很有可能是依此经典。

　　另外，南齐?文宣王—萧子良所撰之〈净住子净行法门〉，亦是探讨南朝王室修忏风潮应注意的作品。此法门虽非专谈忏悔思想，更不具忏仪的形式，而是以三十一门，作为七众佛子「制御情尘，善根增长，绍续佛种」之净业方法。其中有「涤除三业门第三」的「忏悔三业门颂」、「修理六门第四」的「清净六根门颂」等忏除业障的方法。此中忏悔六根文，颇具独创性。虽然前述之大乘忏悔经典中：《文殊悔过经》、《贤劫千佛名经》、《普贤观经》等，皆谈到六根忏悔，但具体运用在忏罪的法门中者，应属〈净住子净行法门〉。后来，隋?智者大师制作《法华三昧忏仪》时，更将《普贤观经》的六根忏悔文具体纳入仪轨中。此外，〈净住子净行法门〉的最后四门为劝请、随喜、回向、发愿门，此在前述大乘忏悔经中皆可看到。故以目前尚未发现其它更早期的忏仪来看，天台大师制作完备的忏仪之前，〈净住子净行法门〉应是应用六根忏悔、五悔方法等，具有忏仪雏型的著作。又从其三十一门的内容中，可见「经云」、「书云」等，将中国儒家经书与佛经融合的现象。因此也具有：透过仪礼方式，而让中国民族更易接受佛教之意义。

　四﹑ 小结

　　 佛教中的忏悔，原是僧团每半月诵戒羯摩，或结夏安居后自恣时，所行说罪悔过之仪式。流传到中国后，由于中国儒、道重视仪礼祠祀的传统，以及后汉年间战祸连年。生民希求心灵慰藉，以忏除罪业，感报现世苦难的消除。因此，佛教中之忏悔思想，便自然地让中华民族接受。后来大乘忏悔经典不断传译，原始教团中单纯的忏悔，已转为修禅定、证三昧必备的重要行法。即忏悔法门，不仅达忏罪清净，更可以得证三昧、发慧、求解脱。至于修持方法除「对首忏」外，亦摄入空慧之观照，而成为大乘忏悔思想之根本。唯藉此法才能究竟忏除罪根，得解脱。此外，事相忏悔也从「知过忏悔发露」到称佛名、礼拜、诵经、持咒、禅定等。又有常见的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等四法或五法忏悔。忏悔法门，可谓因大乘菩萨慈悲精神之发挥，及般若空义的阐扬，而有了极大的转型。

　　忏悔思想，借着忏悔仪轨之形成而具体落实。成为与中国传统仪礼结合之仪式。从僧传及各史料中之记载，可知修忏法门在中国的发展盛况。尤以南朝帝王书写忏文启建法会最具代表性。只是其修忏目的，普遍倾向现世功德、国境平安等祈求。这些忏文所载仪轨，今已佚失不可考，但是南齐竟陵王〈净住子净行法门〉中谈到的「修理六根」，及劝请、随喜、回向、发愿等法，却是最早应用于有关忏悔文书之史料。到了隋?智者大师制作天台忏法，形成具体仪轨时，则将大乘忏悔经出现的忏悔六根，及忏悔等五法，运用于《法华三昧忏仪》中。而往后历代天台宗乃至他宗之祖师，制作忏法时，亦时常引用之。所以〈净住子净行法门〉在中国佛教忏悔思想之发展中，应具仪式雏形，承先启后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