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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嵩岳寺塔菩萨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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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尊涅槃火化，火化后的遗骨称为生身舍利(舍利是sarira的音译，本意为尸体或身骨，特指高僧火化后余骨。mcm バッグ法身舍利则指经卷)，分成八份，由与释尊因缘深的八个国家各取一份。另有迟到的两国代表，一个拣拾碎骨小块，一个扫骨灰。共合十份，各起一塔供养，总计十塔。塔是Stūpa的音译简称，全译“窣堵波”，意为“高显处”或“高坟”，原是当地的一种纪念性坟墓的通称。造型简单一致：覆钵形，上立长柱形标志“刹”。从此，塔与佛教开始密切联系起来。 相传释尊逝世那一年，大弟子迦叶召集五百比丘，在王舍城七叶窟首次共同忆诵确定并记录佛说内容，这就是第一次结集。当时由阿难诵出释尊所说的理论部分，称为“经藏”。由优婆离诵出释尊所说的清规戒律部分，这部分称为“律藏”。佛经从此产生。

释尊逝世后一两百年间，佛弟子遵守不造像的规矩，但已逐渐将释尊由“觉者”意义上的佛逐渐神化升华为神圣意义的佛。他们开始礼拜释尊的象征物。其中包括：

分藏佛舍利的塔和塔中的舍利；

佛成道时居于其下的菩提树；

佛在菩提树下所坐的吉祥草草垫子——后来美化为“金刚座”；

佛的遗物如钵、佛衣等；

佛留下的足迹——后来越放越大，成为“大人迹”式的大足迹；

表示佛说法的象征物“法轮”——到了一九五○年，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成立时，决定以法轮为佛教教徽。

在这些礼拜对象中，塔是释尊的归宿所在，成为那一时期佛弟子的主要膜拜物。

后来，随着希腊文化艺术及其神话传说，特别是其造像艺术传入南亚次大陆，佛教徒才造起佛像来。从此，由礼拜塔转到礼拜佛像，由礼拜象征物转到礼拜具体的佛(人像)。塔本身就是一种建筑物，佛像却需找地方安置。于是，纪念堂、礼拜堂类型的佛寺佛殿勃兴。

南亚次大陆佛教徒早期活动场所多为石窟居室式，中置象征物，主要是小型的象征性的塔，四周小龛式居室住人。在我国，刚发展成具有各时代各民族特色的石窟艺术。这是中华民族利用并改造外来文化的例证。而中国佛寺建造则走另一条路。

相传东汉时帝时，摄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由西域驮经到洛阳，起初住在鸿胪寺，后来明帝敕令于洛阳城西雍门(西阳门)外为他们创建“精舍”，称为白马寺。寺，原为汉代中央部门一种办事衙门的通称，如鸿胪寺、光禄寺等。估计白马寺即为此类机构，有如特设的外宾招待所。可是，这样一来，后世便相沿以“寺”为佛教寺院建筑的通称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建筑思想，似乎是想在整齐划一中规定出等级，所以，无论宫殿、官署、民宅，平面布局都是院落式，变化不大，而在大小、开间等方面显示森严的等级。从一开始，大概就没有想过给佛寺另搞与众不同的专用性设计，如西方基督教的大教堂那样的专门性建筑，那是很难移作他用，特别是绝不能变为民宅的。中国人建寺，走的则是把院落式住宅改造为寺院之路。但在早期，似乎也考虑到突出一些佛教特点。如《魏书•释考志》载：“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信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这是最早的建寺塔记录。又据《三国志•吴书》卷四的“刘繇传”载，东汉末年，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这是讲造像。“垂铜祇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得读佛经。”这是讲的造塔和塔四周的建筑及其用途。这些都说明，最早的汉化佛寺以塔为中心，四周以堂、阁、廊等围绕，成为方形庭院，内供佛像或舍利，为拜佛诵经之所。

南北朝时，一些新建的大寺院，如北魏洛阳永宁寺，仍采取塔为中心，四周由堂、阁围成方形庭院的布局。这一时期盛行“舍宅为寺”的功德活动。许多王侯贵族第宅改建为佛寺。改建时一般不大改动原布避，而以原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原有的廊庑环绕，有的还保留了原来的花园。此种风格布局更属通用式的，成为以后汉化佛寺建筑的主流。南北朝时期的寺院现无存者。作为实物存留的则有石窟寺，以云冈石窟和敦煌早期石窟为代表。中国最早凿建的石窟寺在新疆地区，始于东汉，受南亚次大陆风格影响。十六国和南北朝时，经由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传到中原，并向南方发展。中原地区早期石窟的建筑，沿袭南亚次大陆于窟内立塔柱为中心的作法，并明显受到汉化建筑庭院布局影响。如，四世纪末建成的云冈第六窟，窟室方形，中心立塔柱，四壁环以有浮雕的廊院，北面正中雕殿形壁龛，即是一例。 塔的生命，一般比寺院要长。我国现存大型佛塔二千余座。最早的是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此塔造型特殊，砖建密檐式。平面正十二角形，佛塔中仅见。艺术处理十分成功，但却不是南北朝时期的代表塔型。按，南亚次大陆的塔(窣堵波)，是由台基、覆钵、宝相轮等几部分组成的实心建筑。它随佛教入中原时，汉族本土的木结构建筑体系已经形成，积累了丰富的工程技术和艺术意匠经验，为统治阶级建造过迎候仙人和备远望的重楼。早期的佛教又被视为一种神仙方术。所以，造塔的匠人在设计时就以本民族习见的重楼为蓝本，建成楼阁式木结构塔。由于木塔易遭火焚，不易保存，又发展出仿木结构砖塔，并在楼阁式基础上发展出密檐式，还有小型单层的亭阁式。此后陆续又有许多新的塔型传入，如“宝箧印经”、覆钵、“金刚宝座”等，它们同中国固有的建筑技术和形式相结合，衍化出多种类型，如中期的花塔等。塔的各个部分也逐渐规格化，一般由地宫、塔基、塔身、塔顶和塔刹组成。特别在塔刹部分，变化地吸收了原南亚次大陆堵波的形制，后来更有多样化的发展。中国早期的高塔多为空心，可以登临。这一点与南亚次大陆原型大不相同，是中国人的创造。 塔的位置，除前述的在中轴线上塔为中心，塔、殿并重，塔在殿前的布局外，东晋时出现了殿前双塔并列作为陪衬的作法，显示出塔在寺院中重要性的降低。 舍宅为寺时附属的一些花园等小型园林，成为早期现成的佛寺园林。《洛阳伽蓝记》中有形象的描述。随着僧人坐禅习静的需要，新建佛寺每选址于山林名腾之区。据《高僧传》记载，东晋太元年间，慧远在庐山营建东林寺时，就有意识地在大自然景观中设置人工的禅林小景观。这是创建佛寺园林的早期记载。寺庙园林不同于禁苑与贵族府第园林的主要特点是：它不属于私人专用，而是面向广大信士、游人，带有公共游览性质。当然更应着意于静谧出世的净土禅林风气：“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隋唐五代时期，佛寺建筑有新的发展。但经过唐武宗和周世宗两次“灭法”和后代的毁损，除个别殿堂如五台南禅寺大殿、佛光寺大殿等外，没有成组群的完整寺院存留。从唐代道宣所撰《关中创立戒坛图经》、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所绘带有理想化性质的佛寺图像，以及相关文献的描述，可知这一时期的佛寺建筑是在通用型即中国宫室型的基础上定型化并有所发展的。特点是：一、主体建筑居中，有明显的纵中轴线。由三门(象征三解脱门，亦称山门)开始，纵列几重殿阁。中间以回廊联成几进院落。二、在主体建筑两侧，仿宫廷第宅廊院式布局，排列若干小院落，各有特殊用途，如净土院、经院、库院等。如，著名的长安章敬寺有四十八院、五台山大华严寺有十五院。各院间亦由回廊联结。主体与附属建筑的回廊常绘壁画，成为画廊。三、塔的位置由全寺中心逐渐变为独立。大殿前则常用点缀式的左右并立不太大的常为实心的双塔，或于殿前、殿后、中轴线外置塔院。僧人墓塔常于寺外别立塔林。这些都与当时佛教界渐趋教理经义的研究而不重视拜塔与绕塔经行有关。唐代大型塔现存数十座，均为砖建。大部分为楼阁式，可登临。典型平面均为方形。四、帝王贵族沿袭了南北朝造大像的风气。密宗传入后，又多供菩萨大像，故多层楼阁式中置通贯全楼大像的建筑大兴，间接促使塔向寺外发展。五、石窟寺窟檐大量出现，且由石质仿木转向真正的木结构。供大佛的穹窿顶，以及覆斗式顶，背屏式安置等大量出现，这些都表现了中国石窟更加民族化的过程。六、唐代寺院俗讲、说因缘带有民俗文化娱乐性质，佛寺中并出现戏场，更加具有公共文化性质。七、寺院经济大发展，生活区扩展，不但有供僧徒生活的僧舍、斋堂、库、厨等，有的大型佛寺还有磨坊、菜园。许多佛寺出租房屋供俗人居住，带有客馆性质。

释尊涅槃火化，火化后的遗骨称为生身舍利(舍利是sarira的音译，本意为尸体或身骨，特指高僧火化后余骨。法身舍利则指经卷)，分成八份，由与释尊因缘深的八个国家各取一份。另有迟到的两国代表，一个拣拾碎骨小块，一个扫骨灰。共合十份，各起一塔供养，总计十塔。塔是Stūpa的音译简称，全译“窣堵波”，意为“高显处”或“高坟”，原是当地的一种纪念性坟墓的通称。造型简单一致：覆钵形，上立长柱形标志“刹”。从此，塔与佛教开始密切联系起来。 相传释尊逝世那一年，大弟子迦叶召集五百比丘，在王舍城七叶窟首次共同忆诵确定并记录佛说内容，这就是第一次结集。当时由阿难诵出释尊所说的理论部分，称为“经藏”。由优婆离诵出释尊所说的清规戒律部分，这部分称为“律藏”。佛经从此产生。

释尊逝世后一两百年间，佛弟子遵守不造像的规矩，但已逐渐将释尊由“觉者”意义上的佛逐渐神化升华为神圣意义的佛。他们开始礼拜释尊的象征物。其中包括：

分藏佛舍利的塔和塔中的舍利；

佛成道时居于其下的菩提树；

佛在菩提树下所坐的吉祥草草垫子——后来美化为“金刚座”；

佛的遗物如钵、佛衣等；

佛留下的足迹——后来越放越大，成为“大人迹”式的大足迹；

表示佛说法的象征物“法轮”——到了一九五○年，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成立时，决定以法轮为佛教教徽。

在这些礼拜对象中，塔是释尊的归宿所在，成为那一时期佛弟子的主要膜拜物。

后来，随着希腊文化艺术及其神话传说，特别是其造像艺术传入南亚次大陆，佛教徒才造起佛像来。从此，由礼拜塔转到礼拜佛像，由礼拜象征物转到礼拜具体的佛(人像)。塔本身就是一种建筑物，佛像却需找地方安置。于是，纪念堂、礼拜堂类型的佛寺佛殿勃兴。

南亚次大陆佛教徒早期活动场所多为石窟居室式，中置象征物，主要是小型的象征性的塔，四周小龛式居室住人。在我国，刚发展成具有各时代各民族特色的石窟艺术。这是中华民族利用并改造外来文化的例证。而中国佛寺建造则走另一条路。

相传东汉时帝时，摄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由西域驮经到洛阳，起初住在鸿胪寺，后来明帝敕令于洛阳城西雍门(西阳门)外为他们创建“精舍”，称为白马寺。寺，原为汉代中央部门一种办事衙门的通称，如鸿胪寺、光禄寺等。估计白马寺即为此类机构，有如特设的外宾招待所。可是，这样一来，后世便相沿以“寺”为佛教寺院建筑的通称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建筑思想，似乎是想在整齐划一中规定出等级，所以，无论宫殿、官署、民宅，平面布局都是院落式，变化不大，而在大小、开间等方面显示森严的等级。从一开始，大概就没有想过给佛寺另搞与众不同的专用性设计，如西方基督教的大教堂那样的专门性建筑，那是很难移作他用，特别是绝不能变为民宅的。中国人建寺，走的则是把院落式住宅改造为寺院之路。但在早期，似乎也考虑到突出一些佛教特点。如《魏书•释考志》载：“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信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这是最早的建寺塔记录。又据《三国志•吴书》卷四的“刘繇传”载，东汉末年，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这是讲造像。“垂铜祇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得读佛经。”这是讲的造塔和塔四周的建筑及其用途。这些都说明，最早的汉化佛寺以塔为中心，四周以堂、阁、廊等围绕，成为方形庭院，内供佛像或舍利，为拜佛诵经之所。

南北朝时，一些新建的大寺院，如北魏洛阳永宁寺，仍采取塔为中心，四周由堂、阁围成方形庭院的布局。这一时期盛行“舍宅为寺”的功德活动。许多王侯贵族第宅改建为佛寺。改建时一般不大改动原布避，而以原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原有的廊庑环绕，有的还保留了原来的花园。此种风格布局更属通用式的，成为以后汉化佛寺建筑的主流。南北朝时期的寺院现无存者。作为实物存留的则有石窟寺，以云冈石窟和敦煌早期石窟为代表。中国最早凿建的石窟寺在新疆地区，始于东汉，受南亚次大陆风格影响。十六国和南北朝时，经由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传到中原，并向南方发展。中原地区早期石窟的建筑，沿袭南亚次大陆于窟内立塔柱为中心的作法，并明显受到汉化建筑庭院布局影响。如，四世纪末建成的云冈第六窟，窟室方形，中心立塔柱，四壁环以有浮雕的廊院，北面正中雕殿形壁龛，即是一例。 塔的生命，一般比寺院要长。我国现存大型佛塔二千余座。最早的是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此塔造型特殊，砖建密檐式。平面正十二角形，佛塔中仅见。艺术处理十分成功，但却不是南北朝时期的代表塔型。按，南亚次大陆的塔(窣堵波)，是由台基、覆钵、宝相轮等几部分组成的实心建筑。它随佛教入中原时，汉族本土的木结构建筑体系已经形成，积累了丰富的工程技术和艺术意匠经验，为统治阶级建造过迎候仙人和备远望的重楼。早期的佛教又被视为一种神仙方术。所以，造塔的匠人在设计时就以本民族习见的重楼为蓝本，建成楼阁式木结构塔。由于木塔易遭火焚，不易保存，又发展出仿木结构砖塔，并在楼阁式基础上发展出密檐式，还有小型单层的亭阁式。此后陆续又有许多新的塔型传入，如“宝箧印经”、覆钵、“金刚宝座”等，它们同中国固有的建筑技术和形式相结合，衍化出多种类型，如中期的花塔等。塔的各个部分也逐渐规格化，一般由地宫、塔基、塔身、塔顶和塔刹组成。特别在塔刹部分，变化地吸收了原南亚次大陆堵波的形制，后来更有多样化的发展。中国早期的高塔多为空心，可以登临。这一点与南亚次大陆原型大不相同，是中国人的创造。 塔的位置，除前述的在中轴线上塔为中心，塔、殿并重，塔在殿前的布局外，东晋时出现了殿前双塔并列作为陪衬的作法，显示出塔在寺院中重要性的降低。 舍宅为寺时附属的一些花园等小型园林，成为早期现成的佛寺园林。《洛阳伽蓝记》中有形象的描述。随着僧人坐禅习静的需要，新建佛寺每选址于山林名腾之区。据《高僧传》记载，东晋太元年间，慧远在庐山营建东林寺时，就有意识地在大自然景观中设置人工的禅林小景观。这是创建佛寺园林的早期记载。寺庙园林不同于禁苑与贵族府第园林的主要特点是：它不属于私人专用，而是面向广大信士、游人，带有公共游览性质。当然更应着意于静谧出世的净土禅林风气：“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隋唐五代时期，佛寺建筑有新的发展。但经过唐武宗和周世宗两次“灭法”和后代的毁损，除个别殿堂如五台南禅寺大殿、佛光寺大殿等外，没有成组群的完整寺院存留。从唐代道宣所撰《关中创立戒坛图经》、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所绘带有理想化性质的佛寺图像，以及相关文献的描述，可知这一时期的佛寺建筑是在通用型即中国宫室型的基础上定型化并有所发展的。特点是：一、主体建筑居中，有明显的纵中轴线。由三门(象征三解脱门，亦称山门)开始，纵列几重殿阁。中间以回廊联成几进院落。二、在主体建筑两侧，仿宫廷第宅廊院式布局，排列若干小院落，各有特殊用途，如净土院、经院、库院等。如，著名的长安章敬寺有四十八院、五台山大华严寺有十五院。各院间亦由回廊联结。主体与附属建筑的回廊常绘壁画，成为画廊。三、塔的位置由全寺中心逐渐变为独立。大殿前则常用点缀式的左右并立不太大的常为实心的双塔，或于殿前、殿后、中轴线外置塔院。僧人墓塔常于寺外别立塔林。这些都与当时佛教界渐趋教理经义的研究而不重视拜塔与绕塔经行有关。唐代大型塔现存数十座，均为砖建。大部分为楼阁式，可登临。典型平面均为方形。四、帝王贵族沿袭了南北朝造大像的风气。密宗传入后，又多供菩萨大像，故多层楼阁式中置通贯全楼大像的建筑大兴，间接促使塔向寺外发展。五、石窟寺窟檐大量出现，且由石质仿木转向真正的木结构。供大佛的穹窿顶，以及覆斗式顶，背屏式安置等大量出现，这些都表现了中国石窟更加民族化的过程。六、唐代寺院俗讲、说因缘带有民俗文化娱乐性质，佛寺中并出现戏场，更加具有公共文化性质。七、寺院经济大发展，生活区扩展，不但有供僧徒生活的僧舍、斋堂、库、厨等，有的大型佛寺还有磨坊、菜园。许多佛寺出租房屋供俗人居住，带有客馆性质。

释尊涅槃火化，火化后的遗骨称为生身舍利(舍利是sarira的音译，本意为尸体或身骨，特指高僧火化后余骨。法身舍利则指经卷)，分成八份，由与释尊因缘深的八个国家各取一份。另有迟到的两国代表，一个拣拾碎骨小块，一个扫骨灰。共合十份，各起一塔供养，总计十塔。塔是Stūpa的音译简称，全译“窣堵波”，意为“高显处”或“高坟”，原是当地的一种纪念性坟墓的通称。造型简单一致：覆钵形，上立长柱形标志“刹”。从此，塔与佛教开始密切联系起来。 相传释尊逝世那一年，大弟子迦叶召集五百比丘，在王舍城七叶窟首次共同忆诵确定并记录佛说内容，这就是第一次结集。当时由阿难诵出释尊所说的理论部分，称为“经藏”。由优婆离诵出释尊所说的清规戒律部分，这部分称为“律藏”。佛经从此产生。 释尊逝世后一两百年间，佛弟子遵守不造像的规矩，但已逐渐将释尊由“觉者”意义上的佛逐渐神化升华为神圣意义的佛。他们开始礼拜释尊的象征物。其中包括： 分藏佛舍利的塔和塔中的舍利； 佛成道时居于其下的菩提树； 佛在菩提树下所坐的吉祥草草垫子——后来美化为“金刚座”； 佛的遗物如钵、佛衣等； 佛留下的足迹——后来越放越大，成为“大人迹”式的大足迹； 表示佛说法的象征物“法轮”——到了一九五○年，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成立时，决定以法轮为佛教教徽。 在这些礼拜对象中，塔是释尊的归宿所在，成为那一时期佛弟子的主要膜拜物。 后来，随着希腊文化艺术及其神话传说，特别是其造像艺术传入南亚次大陆，佛教徒才造起佛像来。从此，由礼拜塔转到礼拜佛像，由礼拜象征物转到礼拜具体的佛(人像)。塔本身就是一种建筑物，佛像却需找地方安置。于是，纪念堂、礼拜堂类型的佛寺佛殿勃兴。 南亚次大陆佛教徒早期活动场所多为石窟居室式，中置象征物，主要是小型的象征性的塔，四周小龛式居室住人。在我国，刚发展成具有各时代各民族特色的石窟艺术。这是中华民族利用并改造外来文化的例证。而中国佛寺建造则走另一条路。 相传东汉时帝时，摄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由西域驮经到洛阳，起初住在鸿胪寺，后来明帝敕令于洛阳城西雍门(西阳门)外为他们创建“精舍”，称为白马寺。寺，原为汉代中央部门一种办事衙门的通称，如鸿胪寺、光禄寺等。估计白马寺即为此类机构，有如特设的外宾招待所。可是，这样一来，后世便相沿以“寺”为佛教寺院建筑的通称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建筑思想，似乎是想在整齐划一中规定出等级，所以，无论宫殿、官署、民宅，平面布局都是院落式，变化不大，而在大小、开间等方面显示森严的等级。从一开始，大概就没有想过给佛寺另搞与众不同的专用性设计，如西方基督教的大教堂那样的专门性建筑，那是很难移作他用，特别是绝不能变为民宅的。中国人建寺，走的则是把院落式住宅改造为寺院之路。但在早期，似乎也考虑到突出一些佛教特点。如《魏书·释考志》载：“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信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这是最早的建寺塔记录。又据《三国志·吴书》卷四的“刘繇传”载，东汉末年，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这是讲造像。“垂铜祇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得读佛经。”这是讲的造塔和塔四周的建筑及其用途。这些都说明，最早的汉化佛寺以塔为中心，四周以堂、阁、廊等围绕，成为方形庭院，内供佛像或舍利，为拜佛诵经之所。 南北朝时，一些新建的大寺院，如北魏洛阳永宁寺，仍采取塔为中心，四周由堂、阁围成方形庭院的布局。这一时期盛行“舍宅为寺”的功德活动。许多王侯贵族第宅改建为佛寺。改建时一般不大改动原布避，而以原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原有的廊庑环绕，有的还保留了原来的花园。此种风格布局更属通用式的，成为以后汉化佛寺建筑的主流。南北朝时期的寺院现无存者。作为实物存留的则有石窟寺，以云冈石窟和敦煌早期石窟为代表。中国最早凿建的石窟寺在新疆地区，始于东汉，受南亚次大陆风格影响。十六国和南北朝时，经由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传到中原，并向南方发展。中原地区早期石窟的建筑，沿袭南亚次大陆于窟内立塔柱为中心的作法，并明显受到汉化建筑庭院布局影响。如，四世纪末建成的云冈第六窟，窟室方形，中心立塔柱，四壁环以有浮雕的廊院，北面正中雕殿形壁龛，即是一例。 塔的生命，一般比寺院要长。我国现存大型佛塔二千余座。最早的是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此塔造型特殊，砖建密檐式。平面正十二角形，佛塔中仅见。艺术处理十分成功，但却不是南北朝时期的代表塔型。按，南亚次大陆的塔(窣堵波)，是由台基、覆钵、宝相轮等几部分组成的实心建筑。它随佛教入中原时，汉族本土的木结构建筑体系已经形成，积累了丰富的工程技术和艺术意匠经验，为统治阶级建造过迎候仙人和备远望的重楼。早期的佛教又被视为一种神仙方术。所以，造塔的匠人在设计时就以本民族习见的重楼为蓝本，建成楼阁式木结构塔。由于木塔易遭火焚，不易保存，又发展出仿木结构砖塔，并在楼阁式基础上发展出密檐式，还有小型单层的亭阁式。此后陆续又有许多新的塔型传入，如“宝箧印经”、覆钵、“金刚宝座”等，它们同中国固有的建筑技术和形式相结合，衍化出多种类型，如中期的花塔等。塔的各个部分也逐渐规格化，一般由地宫、塔基、塔身、塔顶和塔刹组成。特别在塔刹部分，变化地吸收了原南亚次大陆堵波的形制，后来更有多样化的发展。中国早期的高塔多为空心，可以登临。这一点与南亚次大陆原型大不相同，是中国人的创造。 塔的位置，除前述的在中轴线上塔为中心，塔、殿并重，塔在殿前的布局外，东晋时出现了殿前双塔并列作为陪衬的作法，显示出塔在寺院中重要性的降低。 舍宅为寺时附属的一些花园等小型园林，成为早期现成的佛寺园林。《洛阳伽蓝记》中有形象的描述。随着僧人坐禅习静的需要，新建佛寺每选址于山林名腾之区。据《高僧传》记载，东晋太元年间，慧远在庐山营建东林寺时，就有意识地在大自然景观中设置人工的禅林小景观。这是创建佛寺园林的早期记载。寺庙园林不同于禁苑与贵族府第园林的主要特点是：它不属于私人专用，而是面向广大信士、游人，带有公共游览性质。当然更应着意于静谧出世的净土禅林风气：“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隋唐五代时期，佛寺建筑有新的发展。但经过唐武宗和周世宗两次“灭法”和后代的毁损，除个别殿堂如五台南禅寺大殿、佛光寺大殿等外，没有成组群的完整寺院存留。从唐代道宣所撰《关中创立戒坛图经》、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所绘带有理想化性质的佛寺图像，以及相关文献的描述，可知这一时期的佛寺建筑是在通用型即中国宫室型的基础上定型化并有所发展的。特点是：一、主体建筑居中，有明显的纵中轴线。由三门(象征三解脱门，亦称山门)开始，纵列几重殿阁。中间以回廊联成几进院落。二、在主体建筑两侧，仿宫廷第宅廊院式布局，排列若干小院落，各有特殊用途，如净土院、经院、库院等。如，著名的长安章敬寺有四十八院、五台山大华严寺有十五院。各院间亦由回廊联结。主体与附属建筑的回廊常绘壁画，成为画廊。三、塔的位置由全寺中心逐渐变为独立。大殿前则常用点缀式的左右并立不太大的常为实心的双塔，或于殿前、殿后、中轴线外置塔院。僧人墓塔常于寺外别立塔林。这些都与当时佛教界渐趋教理经义的研究而不重视拜塔与绕塔经行有关。唐代大型塔现存数十座，均为砖建。大部分为楼阁式，可登临。典型平面均为方形。四、帝王贵族沿袭了南北朝造大像的风气。密宗传入后，又多供菩萨大像，故多层楼阁式中置通贯全楼大像的建筑大兴，间接促使塔向寺外发展。五、石窟寺窟檐大量出现，且由石质仿木转向真正的木结构。供大佛的穹窿顶，以及覆斗式顶，背屏式安置等大量出现，这些都表现了中国石窟更加民族化的过程。六、唐代寺院俗讲、说因缘带有民俗文化娱乐性质，佛寺中并出现戏场，更加具有公共文化性质。七、寺院经济大发展，生活区扩展，不但有供僧徒生活的僧舍、斋堂、库、厨等，有的大型佛寺还有磨坊、菜园。许多佛寺出租房屋供俗人居住，带有客馆性质。释尊涅槃火化，火化后的遗骨称为生身舍利(舍利是sarira的音译，本意为尸体或身骨，特指高僧火化后余骨。法身舍利则指经卷)，分成八份，由与释尊因缘深的八个国家各取一份。另有迟到的两国代表，一个拣拾碎骨小块，一个扫骨灰。共合十份，各起一塔供养，总计十塔。塔是Stūpa的音译简称，全译“窣堵波”，意为“高显处”或“高坟”，原是当地的一种纪念性坟墓的通称。造型简单一致：覆钵形，上立长柱形标志“刹”。从此，塔与佛教开始密切联系起来。 相传释尊逝世那一年，大弟子迦叶召集五百比丘，在王舍城七叶窟首次共同忆诵确定并记录佛说内容，这就是第一次结集。当时由阿难诵出释尊所说的理论部分，称为“经藏”。由优婆离诵出释尊所说的清规戒律部分，这部分称为“律藏”。佛经从此产生。 释尊逝世后一两百年间，佛弟子遵守不造像的规矩，但已逐渐将释尊由“觉者”意义上的佛逐渐神化升华为神圣意义的佛。他们开始礼拜释尊的象征物。其中包括： 分藏佛舍利的塔和塔中的舍利； 佛成道时居于其下的菩提树； 佛在菩提树下所坐的吉祥草草垫子——后来美化为“金刚座”； 佛的遗物如钵、佛衣等； 佛留下的足迹——后来越放越大，成为“大人迹”式的大足迹； 表示佛说法的象征物“法轮”——到了一九五○年，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成立时，决定以法轮为佛教教徽。 在这些礼拜对象中，塔是释尊的归宿所在，成为那一时期佛弟子的主要膜拜物。 后来，随着希腊文化艺术及其神话传说，特别是其造像艺术传入南亚次大陆，佛教徒才造起佛像来。从此，由礼拜塔转到礼拜佛像，由礼拜象征物转到礼拜具体的佛(人像)。塔本身就是一种建筑物，佛像却需找地方安置。于是，纪念堂、礼拜堂类型的佛寺佛殿勃兴。 南亚次大陆佛教徒早期活动场所多为石窟居室式，中置象征物，主要是小型的象征性的塔，四周小龛式居室住人。在我国，刚发展成具有各时代各民族特色的石窟艺术。这是中华民族利用并改造外来文化的例证。而中国佛寺建造则走另一条路。 相传东汉时帝时，摄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由西域驮经到洛阳，起初住在鸿胪寺，后来明帝敕令于洛阳城西雍门(西阳门)外为他们创建“精舍”，称为白马寺。寺，原为汉代中央部门一种办事衙门的通称，如鸿胪寺、光禄寺等。估计白马寺即为此类机构，有如特设的外宾招待所。可是，这样一来，后世便相沿以“寺”为佛教寺院建筑的通称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建筑思想，似乎是想在整齐划一中规定出等级，所以，无论宫殿、官署、民宅，平面布局都是院落式，变化不大，而在大小、开间等方面显示森严的等级。从一开始，大概就没有想过给佛寺另搞与众不同的专用性设计，如西方基督教的大教堂那样的专门性建筑，那是很难移作他用，特别是绝不能变为民宅的。中国人建寺，走的则是把院落式住宅改造为寺院之路。但在早期，似乎也考虑到突出一些佛教特点。如《魏书·释考志》载：“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信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这是最早的建寺塔记录。又据《三国志·吴书》卷四的“刘繇传”载，东汉末年，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这是讲造像。“垂铜祇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得读佛经。”这是讲的造塔和塔四周的建筑及其用途。这些都说明，最早的汉化佛寺以塔为中心，四周以堂、阁、廊等围绕，成为方形庭院，内供佛像或舍利，为拜佛诵经之所。 南北朝时，一些新建的大寺院，如北魏洛阳永宁寺，仍采取塔为中心，四周由堂、阁围成方形庭院的布局。这一时期盛行“舍宅为寺”的功德活动。许多王侯贵族第宅改建为佛寺。改建时一般不大改动原布避，而以原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原有的廊庑环绕，有的还保留了原来的花园。此种风格布局更属通用式的，成为以后汉化佛寺建筑的主流。南北朝时期的寺院现无存者。作为实物存留的则有石窟寺，以云冈石窟和敦煌早期石窟为代表。中国最早凿建的石窟寺在新疆地区，始于东汉，受南亚次大陆风格影响。十六国和南北朝时，经由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传到中原，并向南方发展。中原地区早期石窟的建筑，沿袭南亚次大陆于窟内立塔柱为中心的作法，并明显受到汉化建筑庭院布局影响。如，四世纪末建成的云冈第六窟，窟室方形，中心立塔柱，四壁环以有浮雕的廊院，北面正中雕殿形壁龛，即是一例。 塔的生命，一般比寺院要长。我国现存大型佛塔二千余座。最早的是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此塔造型特殊，砖建密檐式。平面正十二角形，佛塔中仅见。艺术处理十分成功，但却不是南北朝时期的代表塔型。按，南亚次大陆的塔(窣堵波)，是由台基、覆钵、宝相轮等几部分组成的实心建筑。它随佛教入中原时，汉族本土的木结构建筑体系已经形成，积累了丰富的工程技术和艺术意匠经验，为统治阶级建造过迎候仙人和备远望的重楼。早期的佛教又被视为一种神仙方术。所以，造塔的匠人在设计时就以本民族习见的重楼为蓝本，建成楼阁式木结构塔。由于木塔易遭火焚，不易保存，又发展出仿木结构砖塔，并在楼阁式基础上发展出密檐式，还有小型单层的亭阁式。此后陆续又有许多新的塔型传入，如“宝箧印经”、覆钵、“金刚宝座”等，它们同中国固有的建筑技术和形式相结合，衍化出多种类型，如中期的花塔等。塔的各个部分也逐渐规格化，一般由地宫、塔基、塔身、塔顶和塔刹组成。特别在塔刹部分，变化地吸收了原南亚次大陆堵波的形制，后来更有多样化的发展。中国早期的高塔多为空心，可以登临。这一点与南亚次大陆原型大不相同，是中国人的创造。 塔的位置，除前述的在中轴线上塔为中心，塔、殿并重，塔在殿前的布局外，东晋时出现了殿前双塔并列作为陪衬的作法，显示出塔在寺院中重要性的降低。 舍宅为寺时附属的一些花园等小型园林，成为早期现成的佛寺园林。《洛阳伽蓝记》中有形象的描述。随着僧人坐禅习静的需要，新建佛寺每选址于山林名腾之区。据《高僧传》记载，东晋太元年间，慧远在庐山营建东林寺时，就有意识地在大自然景观中设置人工的禅林小景观。这是创建佛寺园林的早期记载。寺庙园林不同于禁苑与贵族府第园林的主要特点是：它不属于私人专用，而是面向广大信士、游人，带有公共游览性质。当然更应着意于静谧出世的净土禅林风气：“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隋唐五代时期，佛寺建筑有新的发展。但经过唐武宗和周世宗两次“灭法”和后代的毁损，除个别殿堂如五台南禅寺大殿、佛光寺大殿等外，没有成组群的完整寺院存留。从唐代道宣所撰《关中创立戒坛图经》、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所绘带有理想化性质的佛寺图像，以及相关文献的描述，可知这一时期的佛寺建筑是在通用型即中国宫室型的基础上定型化并有所发展的。特点是：一、主体建筑居中，有明显的纵中轴线。由三门(象征三解脱门，亦称山门)开始，纵列几重殿阁。中间以回廊联成几进院落。二、在主体建筑两侧，仿宫廷第宅廊院式布局，排列若干小院落，各有特殊用途，如净土院、经院、库院等。如，著名的长安章敬寺有四十八院、五台山大华严寺有十五院。各院间亦由回廊联结。主体与附属建筑的回廊常绘壁画，成为画廊。三、塔的位置由全寺中心逐渐变为独立。大殿前则常用点缀式的左右并立不太大的常为实心的双塔，或于殿前、殿后、中轴线外置塔院。僧人墓塔常于寺外别立塔林。这些都与当时佛教界渐趋教理经义的研究而不重视拜塔与绕塔经行有关。唐代大型塔现存数十座，均为砖建。大部分为楼阁式，可登临。典型平面均为方形。四、帝王贵族沿袭了南北朝造大像的风气。密宗传入后，又多供菩萨大像，故多层楼阁式中置通贯全楼大像的建筑大兴，间接促使塔向寺外发展。五、石窟寺窟檐大量出现，且由石质仿木转向真正的木结构。供大佛的穹窿顶，以及覆斗式顶，背屏式安置等大量出现，这些都表现了中国石窟更加民族化的过程。六、唐代寺院俗讲、说因缘带有民俗文化娱乐性质，佛寺中并出现戏场，更加具有公共文化性质。七、寺院经济大发展，生活区扩展，不但有供僧徒生活的僧舍、斋堂、库、厨等，有的大型佛寺还有磨坊、菜园。许多佛寺出租房屋供俗人居住，带有客馆性质。释尊涅槃火化，火化后的遗骨称为生身舍利(舍利是sarira的音译，本意为尸体或身骨，特指高僧火化后余骨。法身舍利则指经卷)，分成八份，由与释尊因缘深的八个国家各取一份。另有迟到的两国代表，一个拣拾碎骨小块，一个扫骨灰。共合十份，各起一塔供养，总计十塔。塔是Stūpa的音译简称，全译“窣堵波”，意为“高显处”或“高坟”，原是当地的一种纪念性坟墓的通称。造型简单一致：覆钵形，上立长柱形标志“刹”。从此，塔与佛教开始密切联系起来。 相传释尊逝世那一年，大弟子迦叶召集五百比丘，在王舍城七叶窟首次共同忆诵确定并记录佛说内容，这就是第一次结集。当时由阿难诵出释尊所说的理论部分，称为“经藏”。由优婆离诵出释尊所说的清规戒律部分，这部分称为“律藏”。佛经从此产生。 释尊逝世后一两百年间，佛弟子遵守不造像的规矩，但已逐渐将释尊由“觉者”意义上的佛逐渐神化升华为神圣意义的佛。他们开始礼拜释尊的象征物。其中包括： 分藏佛舍利的塔和塔中的舍利； 佛成道时居于其下的菩提树； 佛在菩提树下所坐的吉祥草草垫子——后来美化为“金刚座”； 佛的遗物如钵、佛衣等； 佛留下的足迹——后来越放越大，成为“大人迹”式的大足迹； 表示佛说法的象征物“法轮”——到了一九五○年，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成立时，决定以法轮为佛教教徽。 在这些礼拜对象中，塔是释尊的归宿所在，成为那一时期佛弟子的主要膜拜物。 后来，随着希腊文化艺术及其神话传说，特别是其造像艺术传入南亚次大陆，佛教徒才造起佛像来。从此，由礼拜塔转到礼拜佛像，由礼拜象征物转到礼拜具体的佛(人像)。塔本身就是一种建筑物，佛像却需找地方安置。于是，纪念堂、礼拜堂类型的佛寺佛殿勃兴。 南亚次大陆佛教徒早期活动场所多为石窟居室式，中置象征物，主要是小型的象征性的塔，四周小龛式居室住人。在我国，刚发展成具有各时代各民族特色的石窟艺术。这是中华民族利用并改造外来文化的例证。而中国佛寺建造则走另一条路。 相传东汉时帝时，摄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由西域驮经到洛阳，起初住在鸿胪寺，后来明帝敕令于洛阳城西雍门(西阳门)外为他们创建“精舍”，称为白马寺。寺，原为汉代中央部门一种办事衙门的通称，如鸿胪寺、光禄寺等。估计白马寺即为此类机构，有如特设的外宾招待所。可是，这样一来，后世便相沿以“寺”为佛教寺院建筑的通称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建筑思想，似乎是想在整齐划一中规定出等级，所以，无论宫殿、官署、民宅，平面布局都是院落式，变化不大，而在大小、开间等方面显示森严的等级。从一开始，大概就没有想过给佛寺另搞与众不同的专用性设计，如西方基督教的大教堂那样的专门性建筑，那是很难移作他用，特别是绝不能变为民宅的。中国人建寺，走的则是把院落式住宅改造为寺院之路。但在早期，似乎也考虑到突出一些佛教特点。如《魏书·释考志》载：“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信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这是最早的建寺塔记录。又据《三国志·吴书》卷四的“刘繇传”载，东汉末年，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这是讲造像。“垂铜祇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得读佛经。”这是讲的造塔和塔四周的建筑及其用途。这些都说明，最早的汉化佛寺以塔为中心，四周以堂、阁、廊等围绕，成为方形庭院，内供佛像或舍利，为拜佛诵经之所。 南北朝时，一些新建的大寺院，如北魏洛阳永宁寺，仍采取塔为中心，四周由堂、阁围成方形庭院的布局。这一时期盛行“舍宅为寺”的功德活动。许多王侯贵族第宅改建为佛寺。改建时一般不大改动原布避，而以原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原有的廊庑环绕，有的还保留了原来的花园。此种风格布局更属通用式的，成为以后汉化佛寺建筑的主流。南北朝时期的寺院现无存者。作为实物存留的则有石窟寺，以云冈石窟和敦煌早期石窟为代表。中国最早凿建的石窟寺在新疆地区，始于东汉，受南亚次大陆风格影响。十六国和南北朝时，经由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传到中原，并向南方发展。中原地区早期石窟的建筑，沿袭南亚次大陆于窟内立塔柱为中心的作法，并明显受到汉化建筑庭院布局影响。如，四世纪末建成的云冈第六窟，窟室方形，中心立塔柱，四壁环以有浮雕的廊院，北面正中雕殿形壁龛，即是一例。 塔的生命，一般比寺院要长。我国现存大型佛塔二千余座。最早的是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此塔造型特殊，砖建密檐式。平面正十二角形，佛塔中仅见。艺术处理十分成功，但却不是南北朝时期的代表塔型。按，南亚次大陆的塔(窣堵波)，是由台基、覆钵、宝相轮等几部分组成的实心建筑。它随佛教入中原时，汉族本土的木结构建筑体系已经形成，积累了丰富的工程技术和艺术意匠经验，为统治阶级建造过迎候仙人和备远望的重楼。早期的佛教又被视为一种神仙方术。所以，造塔的匠人在设计时就以本民族习见的重楼为蓝本，建成楼阁式木结构塔。由于木塔易遭火焚，不易保存，又发展出仿木结构砖塔，并在楼阁式基础上发展出密檐式，还有小型单层的亭阁式。此后陆续又有许多新的塔型传入，如“宝箧印经”、覆钵、“金刚宝座”等，它们同中国固有的建筑技术和形式相结合，衍化出多种类型，如中期的花塔等。塔的各个部分也逐渐规格化，一般由地宫、塔基、塔身、塔顶和塔刹组成。特别在塔刹部分，变化地吸收了原南亚次大陆堵波的形制，后来更有多样化的发展。中国早期的高塔多为空心，可以登临。这一点与南亚次大陆原型大不相同，是中国人的创造。 塔的位置，除前述的在中轴线上塔为中心，塔、殿并重，塔在殿前的布局外，东晋时出现了殿前双塔并列作为陪衬的作法，显示出塔在寺院中重要性的降低。 舍宅为寺时附属的一些花园等小型园林，成为早期现成的佛寺园林。《洛阳伽蓝记》中有形象的描述。随着僧人坐禅习静的需要，新建佛寺每选址于山林名腾之区。据《高僧传》记载，东晋太元年间，慧远在庐山营建东林寺时，就有意识地在大自然景观中设置人工的禅林小景观。这是创建佛寺园林的早期记载。寺庙园林不同于禁苑与贵族府第园林的主要特点是：它不属于私人专用，而是面向广大信士、游人，带有公共游览性质。当然更应着意于静谧出世的净土禅林风气：“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隋唐五代时期，佛寺建筑有新的发展。但经过唐武宗和周世宗两次“灭法”和后代的毁损，除个别殿堂如五台南禅寺大殿、佛光寺大殿等外，没有成组群的完整寺院存留。从唐代道宣所撰《关中创立戒坛图经》、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所绘带有理想化性质的佛寺图像，以及相关文献的描述，可知这一时期的佛寺建筑是在通用型即中国宫室型的基础上定型化并有所发展的。特点是：一、主体建筑居中，有明显的纵中轴线。由三门(象征三解脱门，亦称山门)开始，纵列几重殿阁。中间以回廊联成几进院落。二、在主体建筑两侧，仿宫廷第宅廊院式布局，排列若干小院落，各有特殊用途，如净土院、经院、库院等。如，著名的长安章敬寺有四十八院、五台山大华严寺有十五院。各院间亦由回廊联结。主体与附属建筑的回廊常绘壁画，成为画廊。三、塔的位置由全寺中心逐渐变为独立。大殿前则常用点缀式的左右并立不太大的常为实心的双塔，或于殿前、殿后、中轴线外置塔院。僧人墓塔常于寺外别立塔林。这些都与当时佛教界渐趋教理经义的研究而不重视拜塔与绕塔经行有关。唐代大型塔现存数十座，均为砖建。大部分为楼阁式，可登临。典型平面均为方形。四、帝王贵族沿袭了南北朝造大像的风气。密宗传入后，又多供菩萨大像，故多层楼阁式中置通贯全楼大像的建筑大兴，间接促使塔向寺外发展。五、石窟寺窟檐大量出现，且由石质仿木转向真正的木结构。供大佛的穹窿顶，以及覆斗式顶，背屏式安置等大量出现，这些都表现了中国石窟更加民族化的过程。六、唐代寺院俗讲、说因缘带有民俗文化娱乐性质，佛寺中并出现戏场，更加具有公共文化性质。七、寺院经济大发展，生活区扩展，不但有供僧徒生活的僧舍、斋堂、库、厨等，有的大型佛寺还有磨坊、菜园。许多佛寺出租房屋供俗人居住，带有客馆性质。